钱三强: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培养人才

摘自《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钱三强 著)

  钱三强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伟长、钱学森一起,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杰出科学家。

  讨论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在我国始于二十多年前。自己培养研究生、授予学位这个问题,实质上应该看作是在人才培养上消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痕迹的一个内容。  

 

实行学位制的意义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学老师差不多都是在国外获得过博士学位的。凡是在国外得了博士学位的,回来一般都是教授,起码是副教授。但是很多在国内勤勤恳恳建立了实验室,教了不少学生,做了不少工作,对我们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的,却因为没有到过外国,多数只能是讲师,是副教授的很少。那时的这种现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国家自己没有本事发展科学事业,要取得教授资格就非出国不行。这就形成了教育与科学方面的崇洋思想,没有机会出国就“望洋兴叹”。不单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有此现象,就是研究文史的人也有这种感觉。“五四”时期胡适就经常流露出看不起刘半农,因为他自己是美国的博士,而刘半农当时是“土包子”。为了出口气,后来刘半农到法国学语言学,获得了文学博士,回国后胡适就不敢再看不起他了。那时中国老师腰杆子要靠外国人给的文凭才能直起来,这说明了旧中国的可怜样。解放后情况不同了。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学位的事情一拖再拖,一直没有搞成。打倒“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亲自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使科学界、教育界发生了迅速、重大变化,其中有几件重要大事,恢复学部、增补学部委员算一件,建立学位制也是一件大事。这些都是顺乎民心的工作。应该说,解放后5~10年间,不少单位就具有培养研究生和授予博士学位的水平,因为那时我们已开展了许多科学工作。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上,我们都取得了不少成绩,说明我们的科学水平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1956年,我们第一次搞科学规划的时候,就具备了建立学位制的条件,可是这件事耽误了20年。
现在学位条例终于实行了。实行的过程总的成绩是好的。作为从旧中国过来的人,回想过去对比现在,这是科学界、教育界值得庆贺的事情。
学位问题,标志着这个国家能够自己培养在国际上被承认、有相当水平的科学人才。建立硕士和博士学位,要和国际上一般水平相当。在别的国家,得博士学位后,虽然还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独立做研究工作,但有了一套做研究工作全过程的训练,具备做研究工作的条件了。得了硕士学位后,还是要在别人领导下摸索一些研究工作的规律。有个别人得硕士学位后就做了很好的研究工作,不过这是很少的。有了博士学位就做出很好的工作,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但这种培养过程还是必要的。如法国路易•德布罗意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得了博士学位若干年后,由于他的博士论文得了诺贝尔奖金,这种情况是极少的。路易•德布罗意那时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已做过几年研究工作,博士论文做的时间也比较长。完成这篇论文得到他的前辈朗之万的启发。因此把博士水平都说得那么高,看得十分神秘,是不符合实际的。有的人认为得了博士学位就是一个大的质变,其实只是在量变过程中的一次提高。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内培养的助研、副研,也有已经提升为研究员的,他们不少人实际上已达到了博士水平。还有,我们有的讲师在国内做过十几年工作,由于自己的努力已达到了博士水平,但因国内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又缺乏实验条件,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甚至连做研究工作都要受批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实行开放政策后,他们有机会到国外做研究工作,所以有的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作出了很好的博士论文,他的潜力得到了发挥。
现在我们自己建立了学位制,这对文化、教育、科学事业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我们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应和其他国家基本上差不多,大体上以美、英、法、德、苏(副博士)、日本等几个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标准。在这件事上不能看不起自己,也不能幻想一鸣惊人。因为我们刚开始建立学位制,还是要严格一些好,低了会受到人家的轻视。要完全消除外国人对我们的歧视,要使他们真正承认我们的水平,不是靠三五年的努力,而需要长期的实践,包括建设方面、教育方面和科学文化方面的实践,通过事实使他们非点头不可。严格要求并不等于要脱离实际,既要严格要求,又不能过分,做起来要比较适当,要有大体上可遵循的标准。
 
我国学位制的特点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培养研究生授予学位,要有我国自己的特点,要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要从实际出发,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出发来建立学位制度。我们的特点应该是:(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学位制度,促进又红又专人才的成长。要求申请学位者,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不但要具有应有的学术水平,而且要树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一点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十年动乱,一些好的思想作风被破坏,随着对外交往增多,难免传入各式各样的“洋玩艺”,有些年轻人以为这就是现代化。现在各级领导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与国外交往时,资本主义会从各方面用思想和物质来腐蚀我们,我们有反腐蚀斗争的艰巨任务。反腐蚀斗争在解放初期做得很好。要年轻人懂得这些道理,要多唱一唱《社会主义好》,看一点解放前的有革命意义的戏与影片。我们要坚持学术水平,同时,我们的学位获得者要具有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果没有树立为中华民族富强而献身的思想,这样的博士对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二)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各门学科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既要在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技术上达到相当的水平,同时还要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在具体工业产品上搞出什么东西,但第一,要有这种愿望;第二,凡是国家有需要时,稍转一下就能为国家服务。华罗庚同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有深厚的数学基础,但又能将数学应用到工厂、林区等方面,他走了20万公里,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为国家创造了经济财富。在原子能研究所,当初国家决定搞原子弹的时候,有一批从事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同志,坚决服从国家的需要,一声不响地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三)必须坚持质量,严格把关,但不要无限提高。我们刚建立学位制,一定要掌握好质量,要稍微严一点,松了以后再紧,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做到了这三点,我们的学位工作就比较适合了。
 
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方式
 
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历史不长,在研究生培养要求上各单位应当同步,当然方式可以有所不同。
研究生培养应逐渐脱离老师讲、学生听的“喂奶式”的教学法。如小孩刚开始长牙时,觉得咬东西不大舒服,还是吃奶方便,但是一旦长出了牙,就要让他练习着咬东西。我们学校教学(当然不能否定过去17年的成绩和近年来教学工作的改善),注入式较重,小学、中学这样做还行,到了研究生阶段,不能总是喂奶式了。对研究生的培养好像小孩从吃奶过渡到用小牙咬东西。奶只有那么些养料,而后者的营养丰富多了。一个研究生将来或者留在研究所,或者分配到教学和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等机构,总要逐渐独立做工作。要强调除了上课主要靠自学,而有些单位上课讲得非常周到,连一点一滴推导都说得清清楚楚。我听过一两次李政道教授讲授,所有基本概念讲得很清楚,有些推导就指出在某本书上。作为一个研究生,应该有这种学习能力。
外文要逐步提高,开始时至少能阅读,能阅读外文书籍杂志,使获得知识的能力迈进一大步。人家批评我们科学院的课讲得不如大学,这是可能的。大学里的教师教了多少年书,同一门课讲了多少遍。我们口才不如人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有所长,有华罗庚、彭桓武、吴文俊等同志亲自讲课;他们的研究工作各有专长,根据他们积累的经验讲授的课,和普通的教科书就有所不同。我们要让研究生学会独立工作,将来做出创造性的工作。我们一方面希望工业部门重视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为工农业和其他部门培养一批懂科学研究工作和能联系实际的青年。所以不要总想把研究生留在自己的研究所里。科学院内也有些导师讲得很好,有些导师讲课内容系统性可能不如人家,但他们自己做过许多研究工作,对古典的可能强调得不够,但是他们懂得向前看,结合自己工作经验,可以讲出本学科的发展趋势。
各单位对研究生培养,总的要求应该是同步,但也可以各有特色,经过五年、十年的实践,不断改进,互相学习。将来应用部门可能要用一些科学院的研究生,关键是我们要培养出既能动脑、又能动手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研究生。
我们应该鼓励研究生多参加学术讨论会,知识就是这么积累起来的。我在法国学习时,当时很不强调研究生课程,只有一门课,依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讲的《放射学》。除此以外,提倡自由听讲。巴黎第五区是文化区,在街上可以看到某某教授举办什么学术讲座的海报,鼓励青年自由听讲。科学院在中关村也可设个玻璃橱窗的海报栏,各研究所贴出学术活动的海报,鼓励青年去汲取营养。刚开始可能因听不懂会失望,但有些学生会渐渐由好奇到入门,逐渐增加知识面,懂得交叉学科的重要性。研究生要多学些计算技术,计算所、计算中心除了培训本单位的青年科技人员外,要为大家开设学术讲座和讨论会,甚至于让他们有动手的机会。这两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各有所长,认真举办这些学术活动的效果可能比系统上课好。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不能只按一些杠杠去比。我们在课程的最低要求上,应与别的单位比得过,我们要开些课,发挥所长,广泛地开展学术活动。研究生不但参加本所的活动,还可以跨所、跨学部听讲,数学所的研究生也可以听生物学讲座。通过这些有效的活动,我们培养的人就能早些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① 钱三强(1913-1992),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8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物理学系教授、主任。

(原载《科学报》,1982年第479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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