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条例出台始末

摘自《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创立及实践》(吴本厦 著)

  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已有27年的历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也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些文章,对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大多是语焉不详。最近,笔者在有关部门和同志的帮助下,参阅了一些当时的重要资料。现结合个人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并见证其实施的经历,将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作一个比较翔实的介绍,供研究者参考。

  我国酝酿建立学位制度,是在1979年年初。1979年2月24日,胡乔木同志就筹建我国学位制度问题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两位领导同志提出报告。胡乔木同志在报告中说:“建立学位制对提高我国教育水平、科学水平十分必要。”他还说:“前天遇到方毅同志,他也说完全赞成建立学位制。”因此,他建议“中央批示教育部在短期内提出方案,送中央审批”,并说“如能很快决定公布,就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小平同志于同年3月7日批示:“建议由方毅、乔木同志主持提出具体方案报批。”方毅同志接到批示后,请乔木同志提出人选,开会讨论。

  胡乔木同志于1979年3月13日写信给蒋南翔同志(当时重新任教育部部长不久),除传达小平同志指示外,正式提出“关于学位问题,请阅后找几位专家准备一个意见”,并说:“一,要参考各国制度和国内情况;二,要不要学士学位也请附带考虑一下。”他说:“待教育部讨论意见比较成熟后,再开一次由方毅同志和我参加的会议(会前要把方案印发出来)。”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教育部与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协商共同组成一个专门起草小组,由蒋南翔同志亲自领导,黄辛白同志主要协助。参加《学位条例》起草小组工作的同志,有教育部的吴衍庆、刘一凡、张天保、吴本厦,还有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戴光前。经常工作由吴衍庆同志负责联系。

  为了做好起草工作,《学位条例》起草小组在蒋南翔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搜集了我国两次草拟《学位条例(草案)》的档案材料(第一次是1954至1957年,由林枫同志主持;第二次是1961至1964年,由聂荣臻同志主持),整理编印了《学位条例文件汇编》,并写出了《建国以来研究学位问题的一些意见》。应该说,这两次起草工作都下了很大工夫,为这次制订《学位条例》打下了基础。二是调查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学位制度的发展情况,搜集了美、英、日本、苏联等国家新的学位条例和其他相关法规。编印了《苏联学位制度资料》、《日本学位制度资料》等一批材料。此外,还搜集编印了《旧中国及台湾学位制度资料》。1979年9月间,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初稿),并于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听取意见。三是于1979年10月间又派《学位条例》起草小组的同志分别到上海、昆明、成都等地调查高等教育的现状。同时,召开座谈会,继续听取对《学位条例(草案)》的意见。这样用了约7个月的时间,初步完成了《学位条例(草案)》的初稿。

  1979年10月24日,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写信给方毅、胡乔木同志称“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这样旷日持久对我国科学的发展是有不利影响的。是否可以把原来文件取出来,由国家科委、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出面,在北京召集百人左右有代表性的科学界人士,征求意见,改定后即报中央。”方毅同志认为这个意见“很可考虑”,并于1979年10月29日转告蒋南翔同志。

  据此,蒋南翔同志召回了到外地征求意见的同志,并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等有关单位的武衡、胡克实、张稼夫、于光远、梅益、黄葳等同志共同商量。大家对1964年原来的《学位条例》和教育部当年9月草拟的条例进行研究,交换意见。大家认为,时隔15年,国际国内教育、科学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64年起草的条例不适合现在的情况,应以教育部新起草的条例为基础,再征求一些意见,修改上报。

  蒋南翔同志于1979年11月4日写信给方毅、胡乔木同志并报小平同志,汇报了7个月来的起草工作情况,特别说明了如仅对过去的学位草案稍作修改,感到有几个问题需要斟酌。蒋南翔同志的意见,一是过去条例是参照苏联的办法,对大学本科毕业生不授予学位。但是,早在1965年周总理即指示需要授予大学本科毕业的外国留学生以相应的学位。1979年3月,国家已正式批准同意授予大学本科毕业的外国留学生以学士学位。如果学士学位仅授予外国留学生而不授予中国学生,那么不仅会使外国人产生怀疑,而且不利于调动我国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如原条例没有把学位制度同研究生教育制度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去获得。苏联的这种做法,往往使科学工作者用很长的时间进行钻研才能获得博士学位(据苏联发表的统计,1947-1955年间,苏联科学工作者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以40-60岁的人居多,占77.4%;30岁以下的仅占0.3%)。博士学位的获得,成了“皓首穷经”的结果,而不是攀登科学高峰的起点。这对于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二是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制订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1976年、1978年、1979年三年已组织制定了三个地区性的公约,1979年至1980年还将组织草拟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公约,这些情况必须进行了解和研究(后来我国参加了这个公约的签订)。三是1964年到当时已经15年,我国经历了“文革”,教育和科学事业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情况下,建立怎样的学位制度才能既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又不低于世界上几个重要国家的标准;既保证学位应有的水平,又有利于调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还需要对现状作一番调查。蒋南翔同志在汇报材料中,也谈到教育部及时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汇报工作做得不够。由于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同意以教育部新拟的《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所以方毅、胡乔木同志也同意不必再开较大规模的会议征求意见。后来不久,蒋南翔同志遇见小平同志,谈到《学位条例》制定工作时,小平同志嘱咐要抓紧进行。

  按照规定的程序,教育部拟定的《学位条例(草案)》,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讨论修改后,才报国务院。当时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主任是杨秀峰同志(他是建国后高教部的老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开了两次座谈会,党外著名人士费孝通、雷洁琼等多人参加了讨论修改。大家认为这个《学位条例(草案)》比较成熟。教育部于1980年初报国务院转报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至此,这个《学位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约达1000人以上。

  1980年1月底,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学位条例(草案)》。蒋南翔同志向会议作了说明。吴衍庆同志曾列席这次会议,据他告诉《学位条例》起草小组的同志,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将《学位条例(草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李先念副总理在总结发言时讲了一个故事。建国后我国和印尼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改派第三任大使时,我国派出的大使是姚仲明同志。印尼总统苏加诺来电询问,新任大使是“将军还是博士”。国务院研究后认为,姚仲明同志长期在革命队伍中从事的是文艺工作,写了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有一定的成就,可以告诉印尼,新大使是“博士”。印尼接到答复,十分高兴,表示这是我国对印尼的尊重和支持,派了一个有博士头衔的大使来。接着,李副总理严肃地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学位条例》,我国建立了学位制度,今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按国家学位制度的规定,不得授予任何学位。我们一定要依法办事。国务院于1980年2月1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980年2月7日至12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13次会议,将审议《学位条例(草案)》列入议程。1980年2月7日蒋南翔同志向全体会议作了《学位条例(草案)》的说明(己公开发表,不再转述)。接着是分组审议,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设立学士学位问题。有的委员意见,学士学位在评价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目前本科毕业生程度参差不齐,建议不必设立,但大多数委员主张还是设立学士学位为好。主张设立学士学位的理由有三点:一是通过学士学位的设置,可以规范大学本科教育,有利于保证和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也有利于调动广大本科生的学习积极性;二是外国留学生本科毕业时,能有学士学位,有利于他们今后的继续学习和工作;三是今后改革开放,不少人本科毕业后可能出国学习,有了学士学位会更加方便。但为了尊重一些委员的意见,会上临时起草一件文件,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国务院发个函件,说明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学位条例》。学士学位仍为一级学位。函中提到“关于大学毕业生授予学位和是否需经学位考试问题,因现在大学毕业生程度参差不齐,又须保证学位质量,决定由国务院在实施办法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对这样的处理办法,大家表示满意。第二个问题是具有研究生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问题。有的委员担心这样做难以保证质量。有个别委员说,有些自认不凡的人拿了不怎么样的论文和你纠缠,很难办,是否把这个门关了。但大多数委员主张从广开门路,使各方面的人能发挥其才能考虑,应该把这个门开了。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但都强调要从严掌握。第三个问题是《学位条例》通过后是否给一些学术造诣高,但未在国外得到博士学位的学者,先“封”一批博士。通过讨论,大家认为这样做,难度很大,也不利于在教育界和科学界人士中保持情绪稳定和团结。还有对1965年以前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要不要补授学位。讨论后大家认为这部分人人数很多,情况差别很大,工作量很大,也不必“补授”学位。今后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保证和提高质量,做好学位授予工作上。分组审议后于1980年2月12日开全体会议讨论表决。人大常委会的这次全体会议,是在彭真副委员长主持下进行的。他总结发言中说,在最后这次大会上有两位委员就学位问题作了发言,一位是杨秀峰委员,一位是苏步青委员,他们都赞成这次会议通过这个条例,他们两位都是教育界和科学界很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发言代表了委员们的意见。初次立法,有些问题可以在实施中逐步加以完善,建议会议对《学位条例(草案)》付诸表决。结果,大家一致举手通过,热烈鼓掌。笔者有幸列席这次会议,至今对这个场面印象深刻。

  《学位条例》通过后,1980年2月12日经叶剑英委员长签署公布,并定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0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从此我国建立了学位制度。蒋南翔同志后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建立学位制度是促进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以上就是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后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由数百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有步骤地开展审查批准全国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此后,我国学位工作就有序展开。

  从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来看,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

  (1)1980年我国学位制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出台,有其历史原因和当时的客观条件。一是新中国建立后曾有过两次拟定《学位条例(草案)》的经验。虽然两次都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没能得到实施,但也从中积累了工作经验,并吸取了应有的教训。“文革”结束后,社会上,特别是高教界和科学界人士,对我国要建立学位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较大的共识。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文革”结束后,教育和科学战线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高校本科恢复了统一招生,停止了10年之久的研究生教育也已恢复。在我国实行学位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央坚决而又适时地作出了有关决策,适应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需求。

  (2)党中央作出了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正确决策,但主管部门提出什么样的学位制度的实施方案,是很值得认真总结经验的。从上面介绍的《学位条例(草案)》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如当时简单从事,把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稍作修改,就决定实行,就很难达到今天这样的良好效果。拟定新的《学位条例(草案)》,要认真贯彻科学化、民主化的原则,必须对国际上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学位制度,作认真的研究和分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苏、英、法、德、日等国,都适应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学位制度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改革。最主要的是学位制度与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制度更加紧密结合。这些情况必须加以考虑,才能与国际上新的发展趋势相适应。同时,对我国经过“文革”后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现状,也应该有一定的调查和估计。这样,所作出的规定,才能够切合实际,做到一开始就能切实保证学位质量。时至今日,当时争论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重温这段历史,还是有其益处的。

  (3)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对现行的《学位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在总体上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它对保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顺利发展,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这个《学位条例》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发展和改革有较高的前瞻性。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双学士”学位、各种类型的专业学位,并没有突破原有的规定框架。现有的规定既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确定了必要的规范,又没有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形成很大的障碍。当时,在起草《学位条例(草案)》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有些规定没有订得太死,都留有一定的发展和改革的空间。

  (4)《学位条例》的实行已有20多年,虽然在学位分级、各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严格审定学位授予单位、国家只规定授予学位的基本要求而由各单位自行审查授予学位等方面的有关重要规定,基本上还是适用的,但经过20多年的时间,客观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革,现有的《学位条例》在一些方面的规定已不适应。例如,实践中有的成熟经验应该明确反映在学位法律上;原有的一些规定已经过时应该修改;特别是对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该给以重视;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管理工作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应该更加明确。近年来,国家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规,学位管理部门行使权力不当或不作为,出现过失乃至违法,应遵照有关规定和法律程序予以适当的处置。总的说来,我国的学位法律制度,既要严格保证学位授予的质量,又要切实保障学位申请人和学位授予单位、学位管理工作部门的合法权益。在有条件时,把《学位条例》改为学位法,对今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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