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北大首批文学博士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供稿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1954年,陈平原生于广东潮州。1969年秋冬之际,年仅15岁的陈平原赶上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回到潮州老家,扛起了锄头,后来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8年后,恢复高考,迫切渴望走出山沟的陈平原接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1982年1月和1984年6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87年6月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毕业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
在北大,陈平原师从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王瑶,其师兄是著名学者钱理群。
从文学史到学术史,从学术史到教育史,再从教育史到文化史,十多年来,陈平原的跨越很受学界注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平原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此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关注中国学术史,近年来关注目光涉及到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著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等。
一向温润儒雅的陈平原,有“平原君”的美誉,他身上的学者气质也仿佛与生俱来。1991年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体现了他对学者独立人格的守护,和现代知识分子对道义的承担。“政学分途”、“学术独立”,不仅阐释了他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也申明了他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定位。
这种学人角色定位是新时期学者的一种价值苏醒。陈平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问: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您来说,文革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我祖父教过私塾,父母曾在汕头农业学校教语文,那是一个中专,原来是华南农业学院的分校。名义上我是城里人,其实是在山里长大的。我1969年初中毕业,不能继续读书了,必须上山下乡。我们潮汕的传统就是走南洋赚了钱,一定要回家盖房子,于是,我就回乡插队去了。要不,就得去海南。我爸爸跟村里的父老乡亲关系不错,所以,他们对我挺好,务农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
1971年秋天,邓小平回潮,我又去读了两年高中。我不当民办教师,重新回去读书,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当时在农村教书是很好的工作。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恢复高考制度,只是觉得有书读就好,没想别的。
其实现在想想,文革对我的学业影响不是特别大。我家里有好多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除了历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北大王瑶、林庚、吴祖缃等先生的文学史著述。所以,我和北大还是有缘分的。
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人劝我报考理科,我不敢。在乡下,可以猴子称大王,真讲实力,我知道自己不行。至于外语,只学过一学期,学的是“毛主席万岁”。上大学后,才重新从ABC学起。很可怜吧?但学文史的,人生阅历,还有苦难什么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资本”。所以说,我的损失没那么大。
就这样,我从山村里的“孩子王”,走到了今天的北大教授,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问:您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那时候已经可以直接工作了,为什么还要选择来北大读博士呢?
答:我是中山大学77级的学生,念完本科再念研究生。我进入北大之前,中文系没有招过博士,我算是北大第一届文学博士。其实数学系、哲学系都比我们早,但当时中文系的教授们,对招博士不是特别积极。
我们77级本科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工作,可我还想继续念书,所以念了硕士。读完研究生,当时并不觉念博士有什么必要,就准备找工作。跑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联系,差不多定了。但又去北大看黄子平,认识了钱理群,就变卦了。老钱觉得,我应该来北大。中文系也同意接收,可到了学校层面,就不干了,说北大对外来的人不是特别信任。我后来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那好,我今年就开始招博士生,等读完了再留校,就名正言顺了。就这样,我成了王瑶先生的第一个,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当时硕士毕业北大要我,我很可能就没有念博士了。
 
问:可以说,您来北大,得益于您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慧眼识英才,他对您有什么影响?
答:中文系跟其它系不太一样。化学、物理系的导师们是在国外拿到博士回来的,而中文系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在国内训练的,所以他们没有受过完整的像国外研究院那样的教育。
王瑶先生的导师是朱自清,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季镇淮先生,他的导师是闻一多。他们当时在西南联大时,受过的国内文学方面训练和教育算是最完整的。即使这样,还是跟在国外念过博士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对研究院的理解,包括对研究生的教育理念,跟日后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不一样,跟理工科的教授们也不一样。
那时候我念博士的情形,在今天看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确实是这么念的。我进入北大以后,除了外语课,专业课基本跟导师聊天。老师告诉我:你有空就请教老师。所以我一有空就去拜访季镇淮先生、林庚先生。每个星期有一到两个下午还要到我导师王瑶先生家里聊天。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
我曾写文章说,因为我的导师爱抽烟、喝茶,每次聊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王瑶先生也总说自己经过几十年“水深火热”、“颠倒黑白”的煎熬,就是抽烟喝茶、牙齿变黑,头发变白,才成了这样一个学者。所以我也是在烟雾缭绕中被熏陶了三年。确实如此,记得先生的烟斗跟闻一多先生的烟斗一样。先生谈话的时候基本上有大致的思路,但没有确定的议题。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
 
问:如果专业课都去聊天了,那你们当时博士生的成绩都如何考核呢?
答:我们当时没有学分,等到我博士快毕业了,论文都做完了,教育部才发现我们没有考试,所以赶紧补了个考试。当然作为北大的第一届文学博士,我们当年整个培训跟现在相比很不正规。但这样的不正规有一个好处,可以让老师和学生之间不断的对话。
 
问:那时候您跟导师王瑶先生是一对一交流的,现在您在培养学生也传承了这种方法吗?
答:在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谈中学生更容易得到激发,灵感的激发则更容易传承老师的为人为学。我没办法做到像我的导师那样,因为今天培养的学生量更大了。我们中文系现在每年大概一个老师招一个,最多是招两个博士生,但好多大学一届招四个六个,那三年四年就二十几个怎么办?
我尽量加强跟学生的沟通。每星期我跟学生吃一顿饭,学生们拿着饭盆跟我一起打饭,然后在研究室里面一起谈,谈专业,也谈日常生活,有什么事情我们来沟通,一星期坚持一次,坚持好多年了。这也是我针对目前对博士生作为本科生培养的毛病,提出来的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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