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而述天职——讲述首批博士的故事

作者:苏淳;摘自《中国研究生》

  编者按:1983年5月27日,这是一个让新中国历史铭记的日子,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也是一个令每个科大人自豪的日子,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18名博士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在这18名博士中,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撙、苏淳等6人是中国科大培养的,从此奠定了中国科大在国内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领先地位。

  春来秋去,岁月流逝,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硕果累累。他们中间,有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也有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有大维数据分析的领先学者,也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有多年我国sci论文收录数和被引用数的个人冠军,也有……为此,科大人感到欣慰,科大人更感到自豪!

  三十年风雨路中,留下了一串串他们成长的脚印,也凝聚了科大人拼搏、奋进的情怀,为让更多的在校研究生和关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工作者深入品味他们的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创造和智慧,分享他们谱写的一曲曲动人乐章、一个个精美传说的快乐,从2003年第2期开始,本刊将循着他们成长的足迹,陆续向您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苏淳,男,汉族, 1945年10月6日出生, 安徽歙县人。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曾任中学数学教师;1978年10月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攻读概率统计专业研究生,导师为陈希儒教授,1983年4月获理学博士学位。其间自1981年12月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概率论极限理论与数理统计大样本理论,已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无穷可分分布理论,随机变量的完全收敛性,NA随机变量的极限理论, 金融风险概率模型中的极限定理, 应用概率领域中的极限定理等。 其中后三个方面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担任这三个项目的主持人。在NA随机变量的极限理论及其在统计推断中的应用”项目的研究中建立起基本完整的极限理论框架;已经完成金融风险概率模型中的极限定理项目的研究工作; 现正从事更为广泛的应用概率领域中的极限定理的研究工作。

  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8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曾任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二届副秘书长, 第三届和第六届理事, 现任第七届常务理事。 访问过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喀山大学, 前苏联塔什干大学, 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 匈牙利数学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等。

  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国家级教练, 曾任该委员会驻前苏联代表。 曾任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协调委员会副主席, 第33届IMO中国国家队领队兼主教练, 并参加第35届IMO选题委员会工作。在第33届IMO上中国国家队不仅获得团体总分第一,而且在IMO竞赛史上首次创下6名队员全获金牌的纪录。 奉命与俄罗斯(前苏联)谈判两国合作协议, 促成了两国之间每年互派代表队参加对方的数学奥林匹克的交流活动。多次担任中国代表队领队赴俄参赛,并且历年来与俄罗斯领队一起为来我国参赛时的俄罗斯代表队拟定我国试题的俄文文本;翻译和介绍了大量俄罗斯的数学奥林匹克试题。

  我出生于1945年10月,当1995年金秋提笔撰写此文的时候,刚好过了五十岁的生日。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上天所赋之使命也。于是,既知天命,当述天职。

 

  (一) 与“概率统计”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事的专业是数学中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作的方向是概率论中的极限理论。我如何会选择上这一方向的呢?说来也是各种机缘与因素的巧合,岂非是天命乎?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旗鼓相当,说不上对数学有特别的嗜好。我对文学和外语也很爱好,相比之下,我在俄语(当时我们开设的外语是俄语)上所花的精力更多于其它学科。我阅读和背诵了不少用俄语写作的短文名篇,不时地将俄语与汉语进行对照,感受它们的各有特点的表达方式。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合肥一中,那里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求学风气使我至今受益无穷。我的文字写作的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我的俄语基础则为后来的许多工作创造了条件。高考时我选择数学与物理作为报考的专业,是因为我希望日后有机会投身于科学的探索生活,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从事理论探索比从事工程技术更为合适。

  1964年9月我如愿以偿,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生。当时的数力系设有数学、计算数学与力学专业,我被分在数学专业学习。

  当时的北京大学笼罩在一片“左”的气氛之中,一进去便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政治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大多来自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当时北大数学专业设有八个方向,学生到了四年级后就分专业方向进行学习。专业方向对刚进校的学生颇具神秘感,不少学生四处打听其中的奥秘。那时听说“拓扑”与“概率统计”两个方向最好,而且只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才能分到“概率统计”方向学习。我的父亲是一位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我自然不属“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何况父亲还因“历史问题”与“右派言论”,于50年代受过降级处分。我能被大学录取已属幸运,自然不也敢奢望能被分入带有“机密”性质的概率统计方向。但是人多少有些“怪癖”,越是无权去做的事就越是怀有深厚的兴趣。

  我第一次接触概率统计是在1967年,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正常的教学工作已经中断一年多了。面对日益猖獗的“派战”,大部分师生多有困惑之感。一些有识之士发起组织“教育改革”小分队,走出派战不断的校园,录求今后教育的发展途径。我们七、八个数学和物理专业的学生自发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在研究生石根华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河北省地球物理探矿大队。尽管那是一段餐风食露的日子,但过得非常充实。我们和物探大队的技术人员与工人一道,成天奔波在冀中平原上,出没于高盐碱地带,进行深层淡水的普查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地球物理探矿的各种方法,首次感受到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概率统计方法在工程技术中的重要作用。在石根华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概率统计书籍,本着“急用现学”的精神,最先阅读了周华章编著的《工程技术应用数理统计学》,这本书使我与概率统计初结缘份。

  1968年“七二七指示”下达之后,我们回校参加在“军宣队”领导下的斗批改。又是天赐机遇,一位概率统计方面的专家张尧庭老师被分到我们班“监管改造”。在那个“读书无用论”泛滥的年代里,“读书越多越反动”的论调被捧为至理名言。书不能读了,我便改学针灸。张尧庭老师患有慢性鼻炎,经常找我扎针,我们便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每当这时,张老师便鼓励我:“书还是要读下去”,“学会了本领,总有一天会对人民有用”。从此我下决心坚持自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合肥八中任教,张老师一直来信叮嘱我抓紧时间读书。这时我有了一份可以自主支配的工资,便经常去逛书店。那时在旧书店中往往能找到一些专业书籍,而且价格便宜。我一见到有些用处的,便买下来。我还利用假期去南京收罗书籍,张老师也从北京给我寄书。几年下来,我竟然买齐了大学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未能学习的各种教科书,而且还买到了一些概率统计方面的书籍。王梓坤教授写的“概率论基础”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当时在中学教授三个班的数学课,每周18个课时,每天上午都在课堂上渡过;下午要批阅180本练习作业,每本一分钟,也要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还要备课,加上当时不断地要学工学农,“开门办学”,自学的时间是不多的。在当时气氛下,自学不受鼓励,还要不时提防受到“批评”,多亏张老师的鼓励,我才坚持了下来。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填报志愿时,毅然地报了“概率统计专业”,踏上了攻读学位的历程。1983年4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是年5月,作为我国自行培养的十八位博士之一,我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烫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此后我便在就读研究生的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就职任教,成了一名概率统计专业的教师。

 

  (二)“要是发现了问题,你就要设法解决它们”——攻读博士学位之路

  选择了概率统计作为终生从事的专业,难道就热爱这门专业吗?这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

  初踏概率统计之门时,多少还有些盲目。不久我便发现这是一门极其庞大的分支学科,对人的素质要求很高。现代概率统计理论,是建立在现代的测度论与积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分析数学功底,而且渗透进几乎所有的现代数学知识。我的面前几乎处处是拦路虎。我的硕士阶段的导师殷涌泉教授在我的定向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要面对现实,有什么药就摆什么摊”,“选择方向要扬长避短”。就这样,在殷老师的指导下,我选定了“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极限理论”作为研究方向。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选择是十分正确的。至今我还记得最初的几步是如何迈过来的。

  1979年6、7月间,是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第九个月,殷老师便为我布置了研究课题,要求我先利用暑假时间查阅资料,弄清“无穷无可分分布的勒贝格性状”方面的研究现状,准备在九月份新学期来临之际作专题报告。并要求我理清头绪,找出这个方向上的未决问题,寻找解决途径,争取出论文。当时,我的英语基础极差(事实上是从进研究生院才开始学习英语字母的)。我牢牢记住殷老师的话:“不懂英文,就不能从事科研”,硬着头皮,抱着字典啃文献。短短两个月时间,我终于读完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一方向上的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文献,系统地整理了出来,完成了作专题报告的任务。殷老师在对我这段工作给予肯定的同时,没有忘记进一步布置任务。他说“你读了那么多文献,有没有发现问题?”“要是发现了问题,你就要设法解决它们”。问题,我是发现了,但能否解决它们,我不仅心中无数,而且缺乏信心。这时殷老师告诉我,要解决问题,就要熟悉问题,就要继续熟读文献。我照着老师的话做了,反反复复地研读文献,一直读到它们在我的头脑中活了起来。这时,奇迹出现了,我感到自己的视野开阔起来,感到自己有资格评价前人的工作,有能力调动知识,组合知识,感到自己就象站在了“巨人的肩上”,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就这样,我不仅纠正了前人工作中的一个错误,而且给出了无穷可分分布成为绝对连续的一个充分条件。我还相继撰写出最初的几篇论文,它们都收进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里。这一段经历给我带来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使我学到了如何进行科研,而且使我增强了信心,热爱上了所选定的专业方向。

  我的博士生阶段很快,前后仅一年时间,这使我得以跑步赶入第一批博士的行列。这时,殷老师去了美国,我的导师换成陈希儒教授。陈老师是一位头脑里时刻装满问题的人,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述极为丰硕。他要我投身到当前的热门课题中去,解决主流上的课题。记得他给我出的第一个课题是:正态逼近的非一致估计界限是否已经达到最佳?这是一个当时的极限理论界正在争论的热门话题。有人认为已经达到最佳,也有的人认为还有改进的余地。究竟孰是孰非,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回答。当时真是硬着头皮想,日也想,夜也想,坐在那儿想,走起路来也想。渐渐地,我感到有了些眉目,便坐下来写。这时,殷老师让我苦读过的无穷可分分布理论发挥了作用,使我得以最终找到了答案,我发现,无论对现有的界限再增加一个收敛得无论多么慢的界限,都能找到不满足该界限的例子,从而明确地肯定了现有的界限就是不能再改进的最佳界限了。这便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的出笼经过。

  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二章是关于m相依随机场正态逼近的一致速度的,课题来自最新一期的德国概率杂志。这时我已养成注意翻阅最新杂志,关注最新动态的习惯。那是1982年,我在翻译杂志时直觉地感觉到这篇论文中所给出的收敛速度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量级,这使我联想到登在1980年苏联的“概率论及其应用”杂志上的另一篇研究相依随机序列正态逼近收敛速度的文章,两者相比较,课题有紧密的联系。但后者的方法远比前者精细,后者的结果也达到了应有的量级。于是我便尝试用后者的方法来解决前者问题。当然不能全然照搬,因为两者所研究的对象不同。我所面临的是如何由一维向多维转换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我的尝试成功了。当我把成果报告给陈老师时,他非常高兴,认为我已经可以独立开展科研工作了,并鼓励我放开手脚大胆地往前闯。就这样,我又相继完成了几篇论文。终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业,于1983年4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赶上了是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批博士学位授证书仪式。

  时间催促我跑步前进,我的历时四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在紧锣密鼓之中宣告结束。

  (三)在广泛而密切的交流中突破难关

  研究生阶段的结束,意味着教师生涯的重新开始,于是肩上落下了两付担子: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两付担子同样重要,但在精力分配上却时有侧重。两付担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辩证的关系。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尤其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任教,任务是要为祖国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这就要求自己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活跃在科研工作的前沿上。因此科研工作不但不能停顿,还要能跟得上学科发展的主流,了解其动态,掌握其进展,加强同行间的交流。

  1993年底,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祁永成博士给带我寄来了他一年中所完成的诸篇论文的底稿,其中的一篇有关负相依变量极限性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多年来,我一直感慨于极限理论界研究相依变量时所加条件的人为性质,希望能找到一种自然地产生于应用需要的概率模型。他的这篇文章所讨论的模型恰恰具有这样的性质,是一种在最近十多年中根据可行性理论的需要而提取出来的相依模型,并且在渗透理论和多元统计分析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经过调阅资料,我发现对这种模型极限性质的研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84-1991年间几乎无任何论文发表,只有一位波兰学者于1992年发表了一篇有份量的论文,首先揭开了这种模型的强大数律性状,召示人们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我结合祁永成的工作反复研究之后,下决心把这个方向作为我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重心。

  我选择了完全收敛性作为研究的突破口,这是因为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做过一批独立随机变量序列方面的完全收敛性状方面的研究工作,比较熟悉这一方向。至1994年底,我的首篇关于许宝禄——洛宾斯型定理的文章完成了,并投寄了出去。我心里很高兴,认为已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取得了研究经验。1995年上半年,我教授数学系92级本科生的概率论课程,为了使他们了解最新科研动态,决定组织有关此类随机变量序列极限理论的讨论班,并邀请了全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在报告了我所做的这篇论文之后,我推理中的错误被发现了。首先是赵林城和方兆本教授分别对我的一个引理的证明和结论表示怀疑,一个星期之后缪柏其教授又针对该引理的结论举出了反例,使我一下子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的面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的定理根本不能成立,这意味着我的研究计划将全面告吹;另一种则是结论正确,需要的只是正确的证明途径。前一种可能性极有可能存在,不然为什么在长达十多年间无人问津这一课题?但直觉告诉我,结论可能正确,因为1992年那位波兰学者能够在使用不超过2阶矩时,证得这种序列的类同于独立序列的极限性状,而我在这里需要的仅仅截尾后的4阶矩,难道两者之间竟有天壤之别么?于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支配着我,使我日日夜夜地冥思苦想,尝试着一种又一种方法。在此期间,我去新加坡出席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成了我走出困境的转机。从会议上我了解到在与此类模型恰恰相成对比的另一类正相依模型方面,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在啃这块硬骨头,并且这几年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有了许多深入的进展。既然有人在啃,就说明它有啃的必要,而且也存在着能啃下来的前景。于是我的决心更坚定了,并且还从带回来的资料中学到了许多处理相对应的正相依模型的方法,思路开阔了许多。20多天之后,转机出现,我终于找到了解决许宝禄——洛宾斯型定理证明过程中的难点的办法,挽救了那篇论文。

  应当说我找到的办法还不尽人意,它所使用的范围还很有限。暑假中,我的一位多年的合作者王岳宝老师从苏州大学寄来了一篇与此有关的论文。我一看,他又重蹈了我的错误。有趣的是,他在我指出错误之后不久,又寄来了一篇采用别的方法的更正稿。这篇文章使我大开眼界,我一下子意识到这种方法正是一把开门的钥匙。我于是用它证明了有关序列部分和的高阶矩的不等式,完成了一种有效的基本工具的建设工作,并得到了一些新的极限定理。

  九月份,我与王岳宝联合署名将所得结果整理成论文,不过这次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没有立即寄去杂志社,而是先请诸位同行们审读,我还寄了一份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的邵启满博士。不久,邵启满回电说他相信对部分和的最大值的高阶矩也能得到同样的不等式。这时我已在系里的讨论班上报告了这件工作,赵林城教授很快便利用我们的结果解决了中心极限定理的证明。出于研究弱不变原理的需要,我们也在考虑与邵启满相同的问题。一个多月之后,我同赵林城一起,终于证出了能满足我们需要的关于部分和最大值高阶矩的一个不等式,顺利地证出了弱不变原理。而邵启满则电告我们,他用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证得了他所希望的结果,并且由他的方法还可推出一系列其它的不等式。就在我们的工作整理完毕之后,邵启满也寄来了他的论文,他的工作中还包含了对另一种基本的极限定理——重对数律的证明。

  就这样,在这种广泛而密切的交流之中,我们突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四)“中国队是当之无愧的冠军队”

  作为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员,我担负着数学竞赛选手的培训工作以及一些竞赛的命题与组织工作。这些工作不但有意义,也很有趣。

  1990年10月至次年6月,我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作访问学者期间,兼任了我国数学奥委会驻苏联代表,肩负着与苏联数学奥林匹克界建立联系、考察苏联数学竞赛活动的任务。

  前苏联是一个数学大国,也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赛坛上的一支劲旅,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也很重视我国选手在国际数学奥赛中的出色表现,渴望加强同我国在这方面的联系。我国是1986年起正式组队参加国际奥赛的,在此期间已经由最初两次参赛时的团体总分第四与第八名跃居为1988年的第二名,1989年1990年的第一名,成为一个新兴的竞赛强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苏联教委和同行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代表, 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和友谊。

  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是苏联数学界的一个学术中心,集中了苏联科学院的三分之一的数学院士;它同时也是苏联数学竞赛活动的积极支持者与组织者,集中了苏联竞赛方面的许多积极分子。每年的一月份都在这里举办一次竞赛活动研讨会,一般都有四、五十位专家与会。这种研讨会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命题。苏联的竞赛试题不仅含义深刻、形式活泼,而且影响面很大,他们每年都有数十道乃至上百道新颖活泼的试题面世。这些试题中的大部分就是出自这种每年一次的研讨会。与会的每一位专家都要拿出自己的一些题目来,供大家讨论。经过讨论,这些题目得到完善,并产生出好的表述形式及好的解答来。专家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研究领域,这就使得这些试题的内容极为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我能有机会目睹了1991年初的那一次研讨会,是我一生中的幸事。

  几乎与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全苏数学冬令营在莫斯科大学附中举办。莫大附中的全名是莫斯科大学附属柯尔莫戈洛夫数学物理学校,有些象我国的国家理科试验班,它是由著名数学家、现代概率论的奠基人柯尔莫戈洛夫院士主持创办的。这类学校在前苏联共有八个,学校里只有高中部,只设九、十和十一这三个年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使用专用的课本。91年元月7日,我应瓦维诺夫教授的邀请,前去参观了冬令营,并作了一个报告。这一天,是该次冬令营的第五天。我到达时,营员们已进行完全部考试,正在听老师讲评试题。教室里坐着来自全苏联的一共22名营员,其中有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就是曾到中国参加第31届国际奥赛(1990年夏)并两次荣获金牌的前列宁格勒小将叶芙盖妮娅。还有一位我熟悉的学生是到过中国参赛并获金牌的选手萨沙。见到我这位老朋友,他们都热情地问候。我在报告中向营员们介绍了中国的数学竞赛概况,并讲解了1990年10月举行的我国高中联赛的试题。营员们对我国举办十万人同时参加的全国联赛非常感兴趣,他们甚至问到这么多人同时开赛,如何解决试题的保密问题。孩子们天真的问话,不时带来阵阵的笑声。冬令营的举办者向我赠送了该届冬令题的一共十八道测试题,它们都有极高的水平和难度。我立即把它们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后,正好赶上供我国1991年的国家集训队使用。

  是年4月,我接到苏联国家教委的邀请,以中国观察员的身份参观第25届全苏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活动。由于到该年年底,前苏联即已解体,因此这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届全苏数学竞赛。竞赛在莫斯科以西600多公里处的斯摩棱斯克市举行,参赛的选手有近200人。这种竞赛的模式很象国际数学奥赛,既计团体成绩,也计个人成绩。每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组队参赛,俄罗斯联邦按地区组为四个队,其余每个加盟共和国各组一个队,莫斯科、列宁格勒及主办市各组一队,八个数学物理学校也各自组队,另外还有比利时的一个队参赛。观察员中除我代表中国之外,还有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的代表。参赛的选手除可用俄语答题外,还可用英语或本民族的文字,试题则预先译成了16种文字。竞赛的评分非常民主,选手们一个个地被约到评分教师面前,教师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本队的领队,另一个是竞赛主试委员会的成员。评分时逐人逐道地当面进行,选手可以有辩解的权利。当选手与教师之间达成一致时,即将成绩记录下来,但这还不是最后确定下来的成绩。在此之后,还有一个解法报告会,先由一位主试委员报告各题的解法与评分标准,接着选手们还可以上去发言,报告自己的更好的解法。各位选手则在心中为自己的解法评分,并在会后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主试委员会,直到此时才将各人的得分最后评定下来。每个选手都对自己的得分心服口服,有不少选手还主动地要求降分。这种竞赛活动,尤其是它的评分办法,不仅培养和造就了选手们的良好科学素质,而且培养了他们的良好的思想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斯摩棱斯克期间,我有幸参观了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母校和其它几所中学,确实使我大开眼界。这些中学中既有重点中学(如加加林的母校),也有非重点中学。各个中学的教学设施都非常好,不仅有设备齐全的语音室、各种实验室,而且各门学科都有专用的教室。走进地理课教室、历史课教室或生物课教室,就象置身于不同的博物馆中,地理课教室的墙上贴满了世界各地风光的大幅相片,历史课教室的墙上则贴着表现各大历史事件的画面,其中不少可能是采自有关的历史体裁的影片,生物学教室中不但有图片,还有许多标本,甚至还有许多活的动植物,各教室中还配有小型电影放映机。数学课教室中不但有各种模型,而且有可以演示各种图像的动态画面的设备,语文课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各种语法图表,教室后墙的黑板上还出有“你会正确使用俄语吗?”之类的专题栏目。教室的精巧布置营造出一种氛围,给人一种无形的影响力,使人一进去就产生出求知的渴望。

  各个学校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光荣历史,每个学校都有校史陈列室。凡是该校毕业生获得了荣誉,学校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并反映在校史陈列室里。我在那里不但了解了这些学校培养出了多少院士、专家、教授,还知道了他们的毕业生中有多少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荣立了战功,甚至还看到了烈士的遗物。在加加林的母校的校史陈列室里我还看到了该校首任校长到中国考察黄河和青藏高原时所摄的图片,以及他在中国探险时的行程图。还看到了清朝政府颁发给该校一位毕业生的奖章和奖状,表彰他在中国华北土壤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校史陈列室的这种布置安排,给在校学生以一种无形的影响力,激发了他们的奋发向上精神。

  在斯摩棱斯克期间,竞赛主办者还安排了许多内容丰富的活动,其中最有趣的要算是“师生擂台赛”了。以教师组成的队为一方,以参赛学生组成的队为另一方,教师队不断地提出各种数学问题,千方百计要把学生难倒,学生队中则有不少能人巧匠,总能正确巧妙地如流应答,气氛非常紧张热烈。

  这一次的斯摩棱斯克之行,使我终生难忘。

  1992年7月,我再次来到了莫斯科,这时苏联已经解体,由俄罗斯主办该年的第33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我是以中国国家队的领队兼主教练的身份前来的。俄罗斯的同行们能够把这一次国际竞赛承担下来,是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的。且不说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光是由于政权更迭所造成的无人问津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原来答应承办这次竞赛的前苏联政府已不复存在,所答应的拔款无法兑现。好不容易争取到新政府如数拔款时,卢布已大幅度贬值,十卢布不顶原来的一卢布用,而且政权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极为困难。俄罗斯数学奥林匹克界的学者们硬是团结在国际数学奥委会主席雅可夫列夫教授的周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次竞赛办好。他们四处奔走谋求赞助,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我深深地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当我们在“礼炮宾馆”下榻,端起丰盛的饭菜时,我感觉到俄罗斯同行们兑现了自己的“要以最美好的方式接待全世界客人”的诺言。就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的同行们仍没有忘记加强中俄交流。在竞赛期间,王元院士和我同以瓦维诺夫教授和库兹涅佐娃女士为代表的俄方多次就交流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了每年双方各派一个代表队参加对方的国家级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协议。这项协议已自1993年开始执行,迄今为止双方已连续多年互派代表队参赛。并且我也作为中国队的领队, 多次前往俄罗斯参赛。

  在这次竞赛期间,俄罗斯同行们处处表现出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使我犹如置身于自己的同胞之中。中国选手考得好,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感到高兴。看到中国学生有好的解法,他们兴奋不已。考试刚刚结束,我在电梯里碰到瓦维诺夫教授,他便对我说:“中国队必胜!”还是在开幕式上,他们就把中国代表队请到了主席台上,称中国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代表队。闭幕式时对中国队的欢呼更是达到了高潮。当我们的所有六名队员一起走上主席台领取金牌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多次担任过苏联队领队的福明教授对我说:“象这样壮观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们谱写了竞赛史上的辉煌一页”。

  7月20日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在使馆为中国队举行庆功宴会。许多俄罗斯的同行们都来了,他们中许多人谢绝了其他队的邀请,专程赶来向我们祝贺的。他们说:“中国队是当之无愧的冠军队”,“你们夺得了第一,我们也感到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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