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大读研偶拾

作者:丘进;摘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11期

    丘进,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校长,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的读书经历较多坎坷,充满艰难。
我祖籍安徽,与吴敬梓是老乡,但出生于长沙,幼时却在北京成长,十余岁随父母支边迁徙贵州。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中生,已无高考机会,又不具备当兵、当工人的政治条件,因此,到农村插队当知青便是唯一的出路。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尽管在农村各方面表现甚佳,却多年得不到提携,连招收售货员、煤矿工人、搬运工人这样的工作机会,我都无资格报名。直到1976年,才被安排在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那时的大学生很稀少,我们“老三届”高中生已经算是优秀人才了,我担任的课程很多,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甚至体育课也由我来上,几乎无所不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有点误人子弟。
1977年,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高考,竟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落选,原因还是“家庭出身不好”,考分再高也不被允许上大学。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在大学开学后一个月,我又稀里糊涂地被补录入贵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皆非我兴趣所在,只能勉强跟进,以后再另谋他途。随后几经辗转,我迁至安徽的一所师范学院落脚,毕业后从事的是理科学报编辑工作,心里不大服气,希望再有点作为。于是暗下决心,矢志考研,企图出人头地。遍寻考研资料之后,觉得搞点中外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兴趣和条件,但我缺乏相关基础,于是在工作之余,悬梁刺股,恶补中外历史和国际关系史,遍读典籍,甚至将《辞海》里有关的学术条目统统抄录在纸片上,共得2000余张,常备于身,随时诵习。这部《辞海》缩印本,是我考研的见证,也是我藏书中读得最细、用功最深、最注感情的一部。
1982年春,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庸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外关系史。但马先生因重病,当年未招生,他郑重地推荐我报考中山大学朱杰勤先生的研究生。朱杰勤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是首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信心严重不足,但已经没有退缩的余地,只能迎难而上。考试过后,自我感觉一般,心中忐忑,只能静候通知。不久后接到通知,叫我立即到广州暨南大学复试。当时有些纳闷,后来才知道,朱先生已经从中山大学调到暨南大学了。前些年他也招生,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不曾录到满意的学生。我以平均86分的成绩通过考试,而尤以专业课和外语成绩突出。当时好像并没有一定要复试的规定,但我属跨专业报考,而且朱先生是名教授,要求很高,我便被列入复试的名单。
复试在朱先生家里进行。开始是面谈,他问了我许多有关学术和个人的问题,然后拿出一篇英文历史文献,叫我当场翻译,一小时后交卷。次日,我便接到学校发给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朱先生第一次带硕士研究生,只招了我一个人。
暨南大学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那时的招生规模较小。我们1982级共有23名研究生,多数导师只招收一两名学生,历史系有众多名教授,却只招收了我一个人。化学系的周端赐教授那年招了4名,算是最多的了。当时学校只设研究生科,但功能齐全,招生、培养、管理、学位等各个环节都颇为规范。各专业的导师多是学富五车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也高。那些年,我除了上课、读书、搞研究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活动,节假日也埋在书斋里。1983年,我和几位同学发起并成立了暨南大学研究生会,还创办了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我担任主编,朱先生很高兴,题词祝贺。那时研究生的学风很好,许多同学在读硕士课程期间便开始发表学术论文,有的甚至出版专著。但朱先生主张厚积薄发,我到硕士生后期才有文章问世,第一部书稿也是在博士毕业之后才完成的。
1984年,朱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生。虽然我硕士尚未毕业,先生仍嘱我直接报考,于是我在临近毕业之时参加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当时招收博士生的专业少,记得我是和报考硕士生的考生一起应考的,地点在学校礼堂,我被安排坐在一个角落里,因为那个考场只有我一个人是考博的。
1985年春,我成为朱先生的博士生,和我同一届的还有另外一个博士生,是中山大学考来的郑海麟。我们一块儿上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但研究方向不同。朱先生让我专攻古代中西交通,郑海麟则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我们俩成为暨南大学最早的博士生。一年以后,其他一些知名教授(如邝公道、朱师晦、郁知非、李辰、黄德鸿等)陆续开始招收博士生。
朱先生给研究生上课都在家中进行,每周二下午,不曾间断。先生授业,从不照本宣科,而是传授治学方法,介绍学术经典,指示研究思路,时而回顾他早年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经历。那些亲切生动的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永志难忘。例如,他经常谈到当年他在中山大学师从史学大师朱希祖先生读研究生的经历,我也因此就注意到了朱希祖。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东方语专任教,与姚楠先生的交往,给我很多启发,后来我有幸认识了姚楠先生,并且在姚楠先生指点下,写出第一部著作——《七海扬帆》,199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朱先生早年与历史学家范文澜过从甚密,因此,我也读了范文澜的许多著作。朱老与季羡林先生关系也很好,他说每次到北京出差,季老都在家中接待他,十分客气。1994年,季羡林先生到暨南大学开会,当时朱先生已经辞世,我正好在广州出差,有幸拜见了季老,主要谈的也是朱先生当年的学术生涯。朱先生的学生很多,大多都是著名的学者,例如,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陈郁龙、陈炎,中山大学的姜伯勤、蔡鸿升等,后来我都蒙朱先生介绍,一一拜访,深受教益。
朱先生博闻强记,思路敏捷,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朱先生主持校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唐西域记校注》等巨著,都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奠基性著作。朱先生的研究,涉及面很广,他不仅在中外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等领域堪称开山大师,而且在古代史、史学史、思想史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很重视外国学术文献,亲自翻译了许多经典著作,例如《大秦国全录》,该书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历史文献的精当校释和学术研究的再创作,经朱先生的翻译和大量注释之后,该书的学术价值得到极大提升。朱先生还擅长诗词,他于1986发表的《英诗采译》(中英对照)一书,将西方近代著名诗人的代表作译成中国的文言诗体,十分别致,其功底之深,绝非凡人所及。此书出版后,引起翻译界的高度关注,好评如潮,著名英国文学家、翻译家戴骝龄教授对此书推崇备至。
朱先生谦虚耐心,鼓励后学,我交上的作业,他每每细心披阅,连错别字都予以纠正。对于学生的思想问题,他也总是通过交谈、讨论等形式予以点拨启发,经常使我茅塞顿开,乃至以后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在朱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8年,这是我一生中受益最丰的一个时期。
经过3年刻苦攻读,我终于完成了学业,并于1987年12月25日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专家组成员中有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蔡鸿生教授,还有芦苇教授等。经过一个月的公示期,我拿到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暨博1987-001号”,这是暨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份博士学位证书。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获得“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应该说,这是朱杰勤先生悉心教诲、芦苇等教授和学校研究生处老师辛勤培育的结果。
毕业后,我按照朱先生的意见,留在历史系任教,并在先生手下从事研究工作。1988年夏,学校决定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需要一名受过完整硕士、博士教育的专业人员到研究生处主持工作,我被校领导选中。开始朱先生不太赞成,他认为我从事学术研究更为适宜。后来主管的校领导李炳熙教授亲自做朱先生的工作,先生从大局出发,终于同意。我生性温顺,历来服管,此后便不自觉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路子。
那时暨南大学研究生处同时具有筹备建立研究生院的功能,由于当时没有处长,我作为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压力是很大的。好在总支书记和几位资深的科长都十分支持我,使我很快进入境界,大家齐心协力,做了不少基础性和开拓性的工作,不仅本校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更加趋于规范,而且打通了对上、对外联系的途径,2年内学校增加了不少硕士、博士学位点。虽然成立研究生院的初衷未能如愿,但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的许多工作受到当时的国家教委有关部门领导和兄弟院校的赞赏。我1991年初奉命调到北京工作,离开了暨南大学,但在研究生处工作那两年建立的各种人脉关系,至今还葆有生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虽久别暨南大学,多年未归,但我时时关注学校的发展,为学校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而振奋。我相信,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学府,有一代又一代优秀学人的不懈推进,暨南大学人绝不会辜负前辈所望,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之目标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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