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读研究生的日子

南开大学 逄锦聚

  1981年我从青岛工作岗位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因为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不久,所以当时录取的人数并不多,全国好像也就是万余人,南开我考的专业只录取了6人,可谓凤毛麟角。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条件比较优越,所以有的朋友对我做出的选择不甚理解,但我年迈的妈妈和忠厚的爱人却非常支持。她们的想法很朴素,认为:“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想上学都轮不上,好容易国家给了机会,为什么不把书读完!在她们的支持下,从此,我开始了人生道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也从此,我持续至今的教学和学术生涯开始了新的奠基性的工作。时间一晃过去近30年了,回想起读研究生的日子,至今仍无限地怀念。

  一 、最怀念:教我育我的老师

  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不是有大楼之谓也,而是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的老师、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张伯苓先生也曾说,他做校长,主要做两件事,一是请教授,二是谋资金。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两位教育家不谋而合,都把延揽教授名师作为大事来抓,这无疑说明教授在学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进南开之后,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南开有名师。南开是周恩来总理的母校,读校史知道,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大师都曾是南开的学生又在南开任教。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认定谁是大师,但我敢说,我入学时的南开大学依然荟萃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教授,别的学科不说,仅就我就读的经济学科而言,其教师队伍之强,实在是令人倾倒。

  我初入学时,指导我们学习的导师组是由四位教授组成的,他们是:谷书堂教授、蔡孝箴教授、朱光华教授、贾秀岩教授。学完课程后,我的学位论文是谷书堂教授指导的。为我们开课和讲座的还有:藤维藻教授、钱荣堃教授、杨敬年教授、魏勋教授、熊性美教授等。这些教授在各自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中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很深的学术造诣。这样强大的教授阵容是我进入南开之前所从来未曾见过的,至今我仍然认为是极强的阵容。我的经济学知识和做人准则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教授的指导和培养。当然还有许多没有一一列出名字的老师。

  现在这些老师大都已届耄耋之年,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给予我的教诲、身体力行给我的影响,使我终生不敢忘怀,是我永远做人的力量。现在特别倡导师德、教书育人。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这些老师处处为人师表,个个师德高尚。他们当中,大都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磨难,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绝无改变;他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刚正不阿,淡泊名利;他们以教学科研为已任,视学术道德如生命,日夜工作,一心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对业务精益求精,虽已声誉卓著,但仍然虚怀若谷,谦逊待人;他们爱学生如子女,有的慷慨解囊资助困难者读书,有的夜半12点还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解疑释惑。

  毕业后,我留在南开作了一名教师,后来成为教授,并且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我不仅更切实地感觉到老师的伟大,而且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在学校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著名的教授支撑,就很难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就很难办成名副其实的大学,更不可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正因如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在国内外都具有领先地位的名教授,特别是着重培养一批年轻的名教授,其认识不管多么高,其措施不管多么得力,也不会过分。

  然而,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很强烈地感到,培养造就一批名教授特别是稍年轻一些的名教授是何等的不容易!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别的不说,单就为教授创造一种比较说得过去的住房等物质条件,使之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潜心教学科研,就可谓蜀道之难!这一点越是老大学、名牌大学似乎显得越突出。因为在中国,不知始之何时,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的教师的住房和收入水平却比不上一些一般的、建校时间短的大学,甚至更比不上某些非教育的行业。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扭曲和倒置。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长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明显地提高,一大批我们自己培养和在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博士充实到教师队伍,使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社会是发展的,教育是发展的,单就研究生教育而言,有资料显示2007年的在校研究生数已达到150万人。更何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对教育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估计我们教师队伍的状况,如何采取更得力的措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如何创造更加和谐的环境保证教师的主要精力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如何加强教师的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等等,都是一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长江后浪推前浪,教师队伍应该一代更比一代强。我的老师有句名言:做老师如果不能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就不能算好老师。我经常扪心自问:作为后来者,我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吗?

  二、最难忘:面向和服务经济、社会的优良传统

  南开有面向并服务经济、社会的优良传统。1919年建校伊始,就因应经济、社会需要而设置学科。因天津地处沿海,又是北方经济中心,所以当时的南开特别设置商科和化工,并很快办出优势和特色。其后,为进一步加强经济学科,南开于1927年又建立了经济研究所,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学校最早的经济研究机构。其后,南开进行的东北移民调查、高阳土布调查,抗战时期财政金融研究,特别是南开编制的物价指数,不仅当时蜚声海内外,而且直到现在,海外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仍给予很高的评价。今天,化学和经济两个学科已经成为南开最强的两个学科,并且与数学、历史以及光学等多个学科一起,被确定为国家“211”、“985”工程项目重点建设的学科。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老校长杨石先教授曾亲自提出发展学科、繁荣经济的主张,这一主张成为对南开影响深远的学科建设方针。改革开放后的老校长、前不久刚刚仙逝的滕维藻教授,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机遇,身体力行,急现代化建设之所急,在发挥理论经济学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经济学,把经济学科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他不仅亲自主持对现代化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课题,而且高瞻远瞩,于80年代初就推动办学体制改革,在国内高校中率先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开创了不出国留学的“南开—约克模式”,同时还与国家部委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家物价局、统计局等单位联合办学,利用社会资源,建成了一万多平米的经济学科教学科研大楼,使南开经济学院在当时不仅在规模上、物质条件上,而且在学科水平上都走在了国内同类大学的前列。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先是学习后是工作,深受南开这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优良传统的熏陶和洗礼,使我对南开的这种传统和办学方向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在走上学校管理岗位后,我参与决策建立的中国APEC研究院(设在南开)、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等直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研究生培养和研究机构,实际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南开面向经济、社会优良传统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南开的这种优良传统体现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上,则是倡导学生在学习上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要多向社会向实践学习。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其最初含意在于培养学生既要具有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志向,又要有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知识和能力,要不断前进,不要停在一个水平上。现在,它的新含义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知识、素质、能力综合素质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要培养出这样高素质的学生,面向社会,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是极其重要的。

  南开的这种优良传统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并使我以往经过一段艰苦的经历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充分发挥。高中毕业后,我曾工作了14年,其间在学校做过教师,在农村做过农民,在企业做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又在机关工作过。这样的经历使我受益无穷,并在南开得到了发挥。我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理解,很多感性认识得益于在农村、在企业、在社会的实践。步入南开后,从学校到老师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我的导师虽然已届高龄,但每年都拿出时间深入社会调查研究,而且坚持不懈,乐此不彼。这种精神使我敬佩不已,效仿不止。

  三、 最感谢:堪称一流的学风

  1995年 4 月 3 日《人民日报》教育•科技•文化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南开学风堪称一流”。写这篇新闻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主任和一位刚从南开大学毕业到《人民日报》做记者的年轻人,标题是当时的总编范敬宜同志亲自改定的。

  那时恰值我在学校主管宣传工作,所以了解这篇新闻的采访过程。这两位记者来校采访已是傍晚,在事先没有通知学校的情况下,他们径直到了学校中心教学楼,而且从一楼到五楼,查看每一个自习室。令他们感慨的是,在当时不少学校受某些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学生读书积极性下降的情况下,南开的教室里竟坐满了读书的学子,而后,他们又采访了多位老师、同学,走访了一些院、系、单位,所到之处,生气勃勃,书声朗朗,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南开学风很好。

  南开的学风是几十年来经过几代入的努力形成的。一代传一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形式可能有变化,但崇尚科学,求实创新,服务社会,刻苦认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本质一直是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鞭策和激励南开人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对于南开的学风, 在读研究生时我有切身的感受,并且深得其惠。当时老师对我们进行科研训练,要求有两个基本功是必须过关的:一个是学术资料的收集、梳理和评析,一个是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80年代初学校没有信息网、没有计算机,复印机都很少,学术资料的搜集全靠到图书馆去坐冷板凳。老师言传身教,学生自然不敢怠慢。记得为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研究,老师要我跑遍了南开、天津市、北京等多家图书馆,光手抄的卡片就装了一纸箱,直到认为对学术界已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成果基本把握了,老师才同意我作为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写了一篇综述性文章。现在看来当时是花了不少笨力气,但由此养成的严谨治学态度则使我受益无穷。我把当年的卡片一直保留了很多年,直到2002年搬家时还不舍得扔掉。我的学位论文是“论指导性计划”,选题是适应当时计划体制改革需要而定的。为了做好论文,除了研究学术资料和国外经验外,导师把我和另一位同学送到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并由该研究会派出搞调研,先后达两个多月。在这两个月中,我们跑了重庆、武汉、南京、常州、上海、山东等地,了解了大量的在体制改革试点中的第一手资料,使论文的写作有了比较坚实的实践基础。现在想来,这次调研意义决不仅是为了完成毕业论文,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指明了做学问的方向和道路,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直到现在,工作无论多忙,我总要挤时间读书,挤时间到实践中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跑一跑,对学问的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言,论著的出版或发表,总是慎之又慎,不敢哗众取宠,不敢违心奉迎,这无疑得益于南开的学风。

  南开的学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一些南开毕业生工作后感谢南开有良好的学风,许多社会贤达赞扬南开的学风,一批又一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向往南开,学生家长企望孩子考入南开。我作为南开人,无疑感到欣慰和自豪。

  俱往矣,时代在前进。今天的研究生教育,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但历史是连续的,回顾昨天是为了明天更美好,但愿我在南开读书的点滴体会能对今天的研究生培养有所启示。我们期盼伟大的祖国经过她的儿女们的共同努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从一个研究生教育大国变为研究生教育的强国。

  作者简介:

  逄锦聚,南开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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