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学习与教学

厦门大学 陈支平

  我从来没有读研究生的理想。因为出生在农村,不曾听说过有读研究生的这回事。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纯粹出于偶然,更是托了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的福了。

  国家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当时我就读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只有两位老师可以招收研究生,这就是傅衣凌教授和韩国磐教授。至于研究生的来源,那可谓是三教九流了。国家虽然于1977年恢复本科生考试招生,但是这批学生刚进高校不足一年,绝大多数人一时尚未兴奋过来,想不起越级报考研究生。在此之前的高校生有两种: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大家忙于闹革命,专业课程难免荒疏,特别是外语功课,除了专业的学生,大家都是闻所未闻,报考研究生显得有些心虚。这样一来,报考1978年研究生的生源,就不得不继续往前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少量特别有勇气的说不清专业和学历的社会人士了。

  1978年招生的结果,是傅、韩两位导师各有两名学生,年龄最大的40岁(当时的招生条例是超过40岁便不能报考),最小的也有30岁。四人的出身是两个中学教师,一个车间工人老师傅,一个公共食堂的伙夫。到了第二年,即1979年,有意愿报考研究生而继续深造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以及那些特别有勇气的人士愈发稀少。眼看着研究生报名截止的日期日益临近,傅、韩二位导师名下投考者未见其人。系里的领导们着急起来:万一最后没有半个人报考,一方面恐怕傅、韩二位导师脸面上不好看;另一方面恐怕也影响到政府落实重用文革中被批斗的著名专家的良好愿望一时难于施行。无奈之下,领导们想起了我们这一班烂果仅存的尚在就读的工农兵学员,说是只要我们肯大胆报名,傅、韩二位老先生脸面上过得去,那就是对“科学的春天”作出极大的贡献。

  话说到这份上,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老青年,舍我其谁!于是,我于1979年3月份一本正经地报考了历史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6月份稀里糊涂地进了两天考场,7月和8月暑假回到农村老家帮忙收割插秧干了不少农活。9月里回到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向我道喜,说是已经考上研究生。说来惭愧,事已至此,我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研究生究竟为何物,只知道读研究生的薪水要比我那班没有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们的薪水每月少了4.3元人民币。

  我之考上研究生,以及我那78、79两年的师兄弟们,虽然入学的门径不甚堂皇,但是既然已经进入研究生学习,大家的心愿倒是一致的,这就是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将来或许可以为国家的历史学建设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位三教九流式的师兄弟们,多多少少也实现了当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回到研究生学习的事情。研究生虽然是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但是接下来如何学习,当时的脑子里还真是“一片空白”。我的硕士生导师是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与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偏偏在我的大学本科学习中,压根没有这两门课程。唯一的对策,就是听从导师的安排,导师叫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记得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谈到当时的拜师及学习情景的:

  初次拜见导师,导师可是赫赫有名,不过似乎导师对我的最初印象并不佳:全身上下一片黝黑,里里外外依稀农民样,不像是“孺子可教”的样子。导师显然遇到了难题,如此田舍樗材,只能“因材施教”了。有一天,导师对我说:“我看你对农村比较熟悉,那就多多往乡下跑,寻找深藏在民间为一般图书馆所不经见的文献资料吧。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的。”导师的话自然是要听的,十年下来,搜集的资料至今还用不完。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导师的先见之明。老实说,托世代为农祖先们的荫庇,那些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勾当,还真是我的长项。

  以上的回忆虽然是轻轻带过,但是傅先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令我受益终身。这里面,既包含了傅先生对我本人的良苦用心,更体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精髓。

  中国经济史学,是在20世纪初期才得到中国学者们关注从而兴起的一个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洗礼,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史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偏重于社会史层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主要学派。人们习惯地称前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或新社会史学派;后者则为中国经济史学派,或新经济史学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以1982年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傅衣凌先生早在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傅先生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注意发掘传统史学中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史料,倡导田野调查,以今证古,等等。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论”等一系列著名论点,在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 “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提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深佩其说。”

  傅衣凌先生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傅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所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联系更加紧密的学术意趣,实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由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和外国学界缺少应有的交流,因此与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显得沉寂,但是傅衣凌先生在如此艰难的学术环境里,开创出深具学术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这一事实无疑是不应该被抹杀的,是应该让我们倍加自豪和珍惜的。如今,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们对于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学,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显露出应有的互动与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的历史学家林甘泉曾经如此评述傅衣凌先生在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上的贡献,“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 因此,林甘泉先生认为傅衣凌先生的这种跨越多学科整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学术检验,以及学生们的继承发扬之后,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有数的几个学派之一。他说:“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形成及其传承,不能不首先归功于1978年以来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学界对于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肯定,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既是鼓励,更是鞭策,然而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研究生教育与学习的思考。我们向傅先生学习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候,一方面他老人家年事已高,另一方面适逢改革开放,老师的行政、社会及出国讲学的活动很多,能够给我们授课的机会很有限。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更多的是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人素质特点,予以针对性的提示与指导,从而使得每个学生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潜能,在此基础上,学生们就可以在自己喜爱的学术领域里,有所发挥,有所进步。“因材施教”是孔老夫子的妙招,流传至今,似乎人人皆知,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并不容易。请看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条例上规定硕士生要上满多少多少门课程,博士生要上满多少多少门课程,缺一不能拿学位。我真佩服现在的有些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上课不止,肚子里面有授不完的学问。老实说,我做不到。我和我的师兄弟们庆幸在研究生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没有天天给我们上课的好老师!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乘上国家研究生教育大跃进的东风,我也很快当上了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些年来研究生越招越多、越招越滥,规范研究生教育的条例也越来越精细,但是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自由发挥空间越来越窄。精细的条例利于批量生产,必须遵守;该给研究生的课程分数自然是1分也不能少,否则就耽误了大家的前程。尽管如此,我始终不敢忘记傅衣凌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思考与“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我于我的研究生们,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到如何发挥各自的素质潜能,给予他们较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师门传承下来的教学法宝,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很有成效的。我有两位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准备出版,请我写序。我素来没有能力用大道理来勉励学生,因此在序言中也只能说些师生之间的私事。序言虽然不足为训,但其中还是寄托了我鼓励学生们多多接触社会、学研结合、摸索自己的学术之路,直至超越导师的衷心祝愿。我在给张先清博士论文写的序言中说:

  张先清君的博士论文《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入选2005年度“中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现在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真是可喜可贺。……张先清君是一位刻苦好学的年轻人,为了做好这个课题,特地跑到北京、上海的一些地方去学习英语、拉丁语之类的洋文;机遇也不错,可以在中西之间飞来飞去。更要紧的是,深谙扬长避短之道,一头扎入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而至今仍有余韵的闽东乡村,调查访谈,搜遗探秘。如此孜孜不倦、坚持以恒,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我在给陈进国博士论文写的序言中说:

  陈进国君的博士论文《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行将出版,征序于我。……我认识陈进国君,已经有近十个年头。他留给我的印象,始终一以贯之。这就是:清瘦。陈进国君的清瘦,根据我的推测,大致由两个因素所造成。一是父母所赐,不说也罢。二就是秉性使然了。他素来好动不好静,喜欢游荡而不肯安土重迁。学校盖有宽敞明亮的图书馆,他却认为图书馆里的书人皆得见,不足为奇。补救之道,应该走走什么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的路数,寻求难得一见的民间文献。如此执着,一年之中倒有半年游走于各地。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身如转蓬,漂泊不定。渐有所获,愈加来劲,蓬草转得更快。久而久之,手边积累的资料秘籍就非同小可了。由此写成的博士论文,自然大有特色。

  其实,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方式,不应该千篇一律,是需要有个性化特征的。如果教育者一定要给研究生培养设计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那么培养研究生也就与工厂里生产镙丝钉几希矣。如今,中国的研究生招生,比起三十年前的规模,其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研究生们,犹如古人所云的过江之鲫,翻滚涌动。雄心足、胆子大的导师们,门下弟子动辄以数十甚至上百计。教育主管部门指点成绩,也无不以研究生招生培养规模步步攀升为自豪。依此推想,中国的研究生招生培养,其前景正无可限量。这大概是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多力量大!

  作者简介:

  陈支平,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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