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研生活杂忆

于秀源

 

我曾经当过两次研究生。

第一次报考研究生在1963年,是我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我是1959年入学的山东大学第一届五年制学生。1963年以前,研究生招生采取由学校推荐录取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方式,其实是分配工作的性质。19631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高校研究生工作会议。从这一年起,研究生招生采取自由报考、择优录取的方式,因此,报考研究生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我的同学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并不太多。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研究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比较难以达到的目标,另外,也可能有一些现实原因。那时,大学毕业之后就可以分配到一份“铁饭碗”工作,大学毕业生享受着国家干部待遇。对于很多来自经济不宽裕家庭的同学来说,解决面临的经济问题要比当研究生更迫切、更重要、更实际。我虽然出生在一个农村的贫困家庭,但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曾经做过小学教师,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放弃了教职并一直务农。他们深知学习知识的重要,所以,除了对子女的道德品质的要求外,他们把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有知识的人放在一切目标的首位。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立足社会的实在本领的人。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曾经想先去工作,以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问题,而我的父母则表示,只要我能考上研究生,他们宁可吃苦受累,也要全力支持我继续深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报考了杭州大学数学系研究生。

我所在的年级有180多个学生,只有4人报考研究生,除我而外,另外有两人分别被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录取。考取山东大学的那位同学在入学后的复审中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据说,原因是“政审不合格”。这其实有点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是本校毕业生报考本校的研究生,因此,她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表现和情况,学校应该是完全了解的,如果政审不合格,那么,在录取的时候就应该发现了,为何到入学后复审时才提出“不合格”?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当然是过去的事了,不多提也罢。

我很幸运,考取了杭州大学研究生,在著名老一辈数学家陈建功先生指导下学习函数论。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们确实怀着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向往。遗憾的是,在学习了不到一年半之后,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和所有在校研究生一样,被迫中止学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1968年,所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被分配工作。我第一次读研究生的经历也就结束了。

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研究生也恢复招生。这对于向往知识、向往科学,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却因为“文化大革命”失去学习机会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的时机。

我面临着要不要再考一次研究生的抉择。那时,我在杭州整流管厂工作已经8年,负责全厂的生产工作,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生活也过得去。那一年刚刚成立的杭州师范学院也有接受我到那里任教的表示,因此,如果我要到学校工作,是不存在问题的。在家庭方面,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只有2岁,一个刚出生不久。如果再读一次研究生,家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要放弃已有的相当熟悉的环境,重新开始艰苦的学习生活,这对于接近不惑、有10年时间很少接触数学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那段时间,我的父母多次来信,极力鼓励我再次报考研究生,希望我多学一些知识,多有一些本领,多有一些立足社会的能力。我的大学老师、时任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的潘承洞先生也写信给我,建议我再次报考研究生。我的几个朋友也劝我考一次:“考不上,没有办法;有机会不抓住,你会后悔的。”

最终使我下定决心再次报考研究生的,是那对数学的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情愫。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由于客观因素,我长期脱离数学的学习和研究,但是,对于它的那份出自内心的喜爱、那种难以言传的执著追求,却时时萦绕在心头。即使在口号震天响、红旗漫天舞的日子,在人头攒动、混乱无序的集会上,在从杭州到井冈山的崎岖泥泞的“步行长征”路上,我也常常想到数学,想到那个曾经使我激动不已的、久久缠绵的梦想。在与家人再三商量之后,我决定报考。其实,当时并没有预见到报考之后的结果,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再学些知识,圆那个时刻想着的学习和研究数学的梦罢了。

第二次报考研究生,作出决定很难,具体实行更不易。第一关就是入学考试。虽然我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还可以,数学基础也算得上扎实,但是,终究是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地接触大学数学了,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吗?自己心中不太有数。而且,我作出决定时距离考试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当时我负责厂里的生产工作,厂里的事是不能丢下不管的。我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还要做家务。在那段日子里,有朋友到我家来,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间不到18平方米的兼住、用为一体的屋子里,我的妻子忙着家务,我的出生不到6个月的小儿子躺在一个很旧的竹制儿童车里,我一边捧着一本书,一边用脚来回地蹬着小车子,防止他哭闹,还要不时地照看外面走廊上正在烧煮的饭菜。朋友和我开玩笑:“你真会利用时间。”我则以苦笑应之。

研究生入学考试还算顺利。但是,考试过后,很多人接到了复试通知,我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参加复试的通知,这使我感到奇怪。到山东大学当了研究生之后,我才知道了个中缘由。原来,山东大学在考虑是否录取时,遇到一个问题:不知出于何种依据,我的体检表上竟出现了“肝硬化?”的字样,被认为体检不合格。(其实,此系空穴来风,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背上这么一个“黑锅”。)幸亏潘承洞先生和当时的山东大学科研处处长王清扬先生出于对我的了解和对培养数学人才的热情,极力争取,才让我有了复试机会。

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去山东大学参加复试的几个细节:杭州到济南的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火车;灯光昏暗、苍蝇乱飞的济南黄台火车站;淋透裤子的如瓢泼的大雨;破旧杂乱、卫生不佳的烧饼店里的早餐;面对考官时的忐忑不安。

1978年秋天,我如愿进入山东大学第二次当上了研究生,掀开了新的生活一页。一年半后,我因成绩优异而提前研究生毕业,并通过了由王元院士、陈景润院士、莫叶教授、郭大钧教授、潘承洞院士等先生参加的学位论文答辩。19835月,我有幸作为我国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之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现在,经常有人问我,对于当年的研究生学习有什么感想?我的回答是“紧张,刻苦”。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时,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很多,占用了不少时间;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时,相对而言,能用于业务学习的时间比较多。但是,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还是70年代的研究生,都是抓紧时间读书、看论文、做研究、写文章,无论酷暑寒冬,霜寒风冷,清晨在路灯下苦读外语,深夜则埋头于研读文章,是每个研究生在做的事。没有谁在督促,没有谁在提醒,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好像是约定俗成。走进研究生的宿舍,看到的是堆堆叠叠的书籍和文章,是写满文字和公式的纸稿,极少看到什么人在做与学习无关的事。与他们在一起,最多的感受就是紧张、刻苦。这和现时一些研究生的状况有些不同。

紧张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吃饭、睡觉、锻炼身体和必要的活动,研究生们做的事大概就是学习了:在教室上课,在图书馆看书,参加讨论班,听学术报告,都是与学习有关的事。那时,许多研究生在去食堂的路上以及在排队买饭的时候,都抓紧时间背外语单词,或者看书,可谓惜时如金,分秒必用。这是实情,并非夸大其词。记得1965年夏天,我与我的一位山东籍师兄乘火车由杭州回山东,一路上20几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看数学书,我读俄语教科书。

刻苦到什么样子呢?许多人可能想像不到。举个收集文献的例子。那时,为了科学研究,我们要阅读大量的文章,必须保存足够的文献资料。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制存大量的记录文章摘要的卡片,以备查找方便,二是把一些重要的文章全抄录下来。工作量之大,大概不是现时用惯计算机的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因为,这些事如果用计算机完成,不过就是“上网、搜索、查阅、复制、保存”这么简单的事,只要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几下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更无须讲60年代了。那时,研究生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逐字逐句地把需要保存的资料用手抄写下来。我的一个师兄告诉我,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用32开的活页纸手抄的论文就有近1高,卡片装满了2个通常大小的纸箱子。我相信此言不虚。我有好几个师兄弟的抄写水平高到眼不停看、手不停写,边看边写的程度,令人赞叹。看他们抄写文章,无论中文、外文,速度之快而有序,书写之中规中矩,令人咋舌,就像在看技术表演。当然,与60年代相比,到70年代,复印资料已经很方便了,这大大减轻了研究生们的负担,使研究生们脱离抄写之苦,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做研究。

现在,有时与研究生们聊天,他们在感叹老一代研究生知识根基广泛扎实的同时,也常感叹时间太少,甚至奇怪地问:“你们怎么有那么多时间?”我想,原因就是在“紧张”和“刻苦”上。时间是从紧张中“挤”出来的,是从刻苦中“找”出来的。我不想评论现在的研究生是否刻苦,我只想说,只有肯吃苦的人才能在崎岖的知识之路上大步前行。几年前,有一次与一位也读过数学研究生的朋友聊天,在谈到当前研究生和大学生中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话题:那时我们为什么要考研究生学数学?为什么能那么刻苦地学习,而现在的一些研究生却不能?我们共同的感想是,当初我们考研究生学数学是因为爱好,读研究生是为了多学习知识;所以,明知做研究生要吃苦,却也耐得苦累,苦中有乐,心甘情愿。时下一些人对数学本无喜好可言,仅是为了找出路而考数学研究生;动机如此,断难置全身心于学习,怎可学好?更无须谈那些藉研究生混日子的人了。其实,学习任何知识,从事任何专业,都是如此。

我的两位研究生导师,一位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数学界前辈陈建功先生,一位是因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享誉国内外的潘承洞先生。在我的眼里,他们是和蔼可亲的长者,是我进入数学研究的指导者,又是可以推心信赖的朋友。他们治学严谨,高风亮节,谆谆教诲,一丝不苟,是我终生的榜样。现在经常听到研究生用“老板”这个词称呼自己的导师。而我听到这个称呼总是感到刺耳和别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怎么能与雇员和老板扯到一块儿?

不知道用“老板”称呼自己导师的那些研究生仅只是出自“与国际接轨”(国外确有研究生称自己导师为Boss)的原因呢,抑或真的就把自己的导师当成了老板?也不知道被称为“老板”的导师对此称呼有何感想?不得其解。研究生在学习的同时,参与导师的一些研究项目,付出了劳动,于是,导师给予一定的报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做,既解决了导师在科研中遇到的人手缺少的问题,又解决了研究生生活方面的困难和不便,可谓“双赢”。然而,导师与学生的这种关系似乎不是用“老板”和“员工”可以概括的。因为,对学生而言,这是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对导师而言,这是传授经验和技术的过程。所以,无论如何,对“老板”这种称呼,本人实在不敢苟同。人们常说,“师徒如父子”。这其实有两重含义,一是老师像关爱自己子女那样对待学生,二是学生像爱敬父母那样对待老师。我曾经亲眼见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在自己的导师遗像前痛哭失声,长跪不起,那发自内心的悲戚,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这种情意,岂是“老板”二字可以涵蕴的?当然,“老板”称呼也可能有另外的背景原因:导师确实是把学生当作雇佣的员工使用。这,就另当别论了。

时光荏苒,如流水不再。回顾以往,万般千种,别有滋味在心头。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宋代词人李甲的词句:“拼则而今已拼了,忘却怎生便忘得?”陈建功先生于1971年仙逝。当年参加我山东大学学位论文答辩的陈景润院士、莫叶教授以及我的恩师潘承洞院士均已作古,我也已经过了耳顺之年。我第二次考研究生时给我过帮助的王清扬先生也多年未有联系,不知他现在可好?当初鼓励我再读研究生的朋友和同事大都退休了。值此我国学位制度建立30周年之际,写这点文字纪念他们,也纪念朋友和过去。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年第2期)



于秀源,1942年生于山东省章丘市,19835月在山东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之一。1991年获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曾任杭州师范学院副院长、衢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超越数论和密码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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