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芙清:培养领导型、创新型人才

摘自《江山代有人才出》(杨芙清 著)

    杨芙清,著名计算机软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理事长、名誉院长。

1932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留校在数力系计算数学方向攻读研究生。1957年,杨芙清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个计算机软件研究生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和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师从苏联著名教授苏拉勃拉。1958年北大数力系研究生毕业。1962-1964年任苏联杜勃纳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中国专家。归国后一直在北大任教。
70年代,她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规模大、功能强、支持多道程序运行的计算机(150机)操作系统,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她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全部用高级语言书写的操作系统——DJS240机操作系统,获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80年代以来,杨芙清在国内首先倡导开展软件工程研究。她领导的青鸟工程在软件工程环境、软件复用与软件构架技术、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杨芙清至今已培养出近200名硕士、博士与博士后。2001年,年近70的杨芙清教授亲自挂帅,筹建了示范性软件学院一一北大软件与微电子学院,于2005年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问:您是和北大数力系计算数学专业一起诞生的。大学期间,您是学基础数学的,后来为什么转向计算数学了呢?
答:1955年从北大数力系数学专业毕业,数力系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我被分配留校当研究生,我的导师是徐献瑜先生。专业筹建之初教师很少,只有我一个是研究生。计算数学是一门新的学科,设有两个方向:计算方法和程序设计。究竟怎么搞,做什么,怎么做,大家都在探索。
北大对学科的发展非常具有前瞻性,国家在1956年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确定计算机和半导体是要重点发展的学科。但是北大的数力系在1955年就看到了数学学科发展的新形势,设立了计算数学专业。
我原来是学基础数学的,后来去学计算数学,从搞数学的角度来说基础数学抽象性比较高、理论性比较强。因而就有这么一个看法,计算数学不如抽象数学学问高深,去学程序设计就更是越走越低。但是我想得很简单,认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国家要我去学这个,我就要学,认真学,而且非得把它学好。后来大家都说,你的路走对了,机遇真好,但我认为这是国家给我规划的路,只有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做,才是抓住了机遇,刻意去追求机遇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非常清醒。
 
问:您在北大数力系计算数学专业做研究生时,具体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答:1952年院系调整后开始全面学苏联,全部用苏联的教材。所以学计算方法时,导师给我指定了一本书《线性代数计算方法》,要我去读这本书,每个星期在教研室报告一次,然后大家讨论,现在回忆起来这种方法非常好。我们北大数力系的传统,就是用讨论班的方式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样做,首先提高读书的能力,即先把书读薄,意即弄懂;再把书读厚,意即理解后再充实起来。这样才是你自己的东西。其次,要善于把你读懂的东西表达出来,讲得出来才是真懂。
另外北大数力系治学非常严谨,我记得读《线性代数计算方法》这本书,不仅要读懂而且要实践,即解题。当时能用于计算的设备,只有手摇计算机。那时候对研究生要求很严格,晚上11点必须熄灯,做不完怎么办?只好到红一楼留校任教的同学宿舍去开夜车。晚上用报纸把灯蒙起来,用于摇计算机计算,当然会影响人家的睡眠,好在大家都年轻,不大在乎。解题都写得工工整整的,用不同颜色的笔来表达不同的路径,一个星期见一次老师,提交我的作业。所以我觉得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作风,也是我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问:您作为计算科学赴苏联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呢?
答:那时国内没有计算机,怎么培养这方面的学生?1956年国家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苏联,我的老师徐献瑜先生就让我跟着这个代表团出去学习。他们都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成员,只有我一个研究生。那时先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学习计算方法,后来学习程序设计。一年以后他们回国研制计算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因为我是研究生,就转到莫斯科大学去,跟苏拉勃拉教授学习,苏拉勃拉是苏联非常有名的计算科学专家。9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的学生回来,说舒拉勃拉教授还记得我,常提起他有一个学生在北大,是一个女学生。那时候他都八九十岁了。
初到苏联,在计算中心第一次接触到“箭牌”计算机。老师教我们程序设计,并让我们编制解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程序,他说很难一次通过。当时我就想,只要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一定能一次通过。结果只有我一次通过了,老师很惊讶。做事就要做好,只要努力你一定能做好,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做法。我觉得我很幸运地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学科,而且碰到了好老师。
 
问:您第二次去苏联工作是1962年。那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了,您在那边的工作情况怎样?
答:当时12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杜勃纳成立了一个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各国派科学家在研究所里共同研究,两年轮换一次。1962年中苏关系已比较紧张,有一天学校人事处把我和我爱人一起找去,说现在想派我去苏联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党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
我在杜勃纳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工作了两年。那里都是学核物理的,学计算科学的很少,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为核物理学家提出的问题进行科学计算。刚一到,就接到了一个课题,可我对核物理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啊,好在其他同志大多是核物理学家。于是我从基本概念学起,再用上自己学的计算科学知识,奋斗了一个春节,提出了计算公式和方法,算出了结果,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总算打响了第一炮,为中国人争了光。我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在北大学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做学问的方法。面临新的环境,碰到新的方向、新的问题,只要具备了这个能力,你就可以适应这个环境,就可以做出工作。
 
问:70年代初您主持了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150机)操作系统的研制工作,您能回忆一下当时工作的情况么?
答:70年代初,150机是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当时集成电路刚出来,运行和稳定性都不知道。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北京大学敢去接这个项目。那时都是一批年轻人,我在里边算年龄大的了。当时除了我,他们都没有见过、用过计算机,更不要说计算机操作系统,所以难度很大。但是为什么短的时间里,从指令系统设计到操作系统设计、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设计以及计算机调试检查程序等均能全部调试成功,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数力系培养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学问是来自于自然,回归于自然。不懂的东西,疑难的问题,都可从日常生活的现象中得到启迪。因而,要善于观察,善于学习,这些能力在做学问、解决问题的时候,都能用得上。
再有就是我们的团队精神。搞150机时,我们面对西方的封锁,既没有资料也没有老师,就靠我们的基础,靠分析、思考和求索,靠我们同心合力的团队精神。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创造的很多第一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团队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带头人。要做成一件事,光靠一个人做不成的。特别是我们搞技术科学,是群体的工作,成果是大家的。
 
问:您能对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做一个总体的评价么?或者是说您觉得目前研究生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
答:2001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教育音时比准下我们创办了采用新机制、新模式办学的软件与微电子学院,主要培养研究生。我认为研究生教育就是要培养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包括研究方向的选择,特别要重视研究方向的应用前景。
实际上现在的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这样一路上来,并不是很好的培养方式。我以为理想的培养模式应该是“分段连续”的,比如说工作一段,就会觉得自己哪方面缺乏,有了需求和方向,再来学习,目的性就强,主动性也就强了。
还有就是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培养科学研究能力,还要培养实践能力,学以致用,然后才能从应用实践里提出问题,再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要求学生多参与大的项目。但是这个度要掌握好,让学生参与课题,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所学的理论方法怎么用于实际,并做出实用的东西。不能把学生当作劳动力,而是通过课题培养他们。
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传做人之道;授业,就是传授怎么做学问,如何培养做学问的能力,而不是光传授知识;解惑,过去是因为八股文,读懂八股文就能给人家解惑,现在是科学时代,新技术、新科学不断发展,老师要想、解决学生所有的不解之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改一个字叫“启惑”,叫“传道授业启惑”。“启惑”就是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共同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和学生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问:您是如何培养自己的博士生呢?
答:我带博士一般有四步。第一步是通过实践的考试。你既然是博士,通过硕士的培养,应当有计算机的基本实践。第二步是理论考试,包括考察你是否熟悉周边学科的情况,即是否有广度,对本门学科的了解是否有深度。这两步合起来才是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才能够进入课题阶段。第三步是已经在课题组工作一段时间了,你要能提出做什么,导师帮助把握方向,培养学生的立题能力。立题很重要,立好题目论文就成功了50%。老师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学生立题上,要帮助他判断和把关。第四步是看论文能不能达到相应水平。
我曾经有一个博士研究生在做论文时碰到困难,久久得不到解决,他希望我能降低要求,放他一马。我说你要我怎么帮助你都可以,我帮助不了你,还可以请别人来帮你,但要求不能放松,你必须努力达到。在坚定信心后,他终于完成了论文。此时,他说“要不是杨老师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的论文成果”。我也感到很欣慰,对学生就是应该严要求,实际上也是严格要求我自己,因为这是在做学问。说实话现在对于一些新的软件我的了解不如学生,要向他们学习。但是对问题的看法、概括提炼和对学科发展的预见他们不如我,所以要教学相长。
我不会随便放任学生,因为博士论文是学生成长中的一个里程碑,一辈子也就这一次。如果你轻易放弃了,总是会后悔的。你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你柳暗花明的时候。
 
问:您是北大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创办者,而软微学院主要是培养软件工程硕士的。您是怎样给软微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定位的?
答:现在研究生教育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教育,一类是工程教育。科学教育主要从事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工程教育还要用这个学科本身已经得到的一些技术方法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
学位有科学学位系列和专业学位系列两类,我想不能把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看为一个高一个低。科学学位是基础性的,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能力,没有针对某个职业方向进行专门的培养。专业学位是职业性的,是多领域的,可以根据职业需要,多次攻读。
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要让学生主动和自主地学习,启发他的能量,调动他的积极性。引导他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这就是我们说的个性化教学。还要针对社会需求和产业需求设计工程类研究生教育,这样使学生学习有目的性,而教学计划又给了他空间,他可以自己设计学什么课,通过选课设计制定自己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尤其要针对他以后的职业方向去设计。
 
问:您对中国计算机事业未来的展望有哪些?
答:中国计算机事业前景很好,但是困难很多,因为我们面对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际激烈的竞争。我们国家的需求非常大,有很多只能是我们自己来做,比如说基础软件。我们要有独立的信息化基础,必须要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基础软件之上。我们国家这么大,仅钢铁、石油、银行等国民经济重大领域,计算机事业就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有那么多的人才,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一定能够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采访手记:
几乎每一个刚刚到北大计算机系学习的女生,都会受到一份特殊的鼓励:“在我们系,有一位著名的女计算机软件专家,她是中国软件事业的铺路人和领航者,是中国计算机人的骄傲;她就是杨芙清。”
和煦的阳光照进北大理科一号楼,杨芙清院士的办公室。我们提前到达,杨教授热情地招呼我们先到会议室坐下。她一点也不像75岁的长者,精神铄,爽朗自然。会议室中挂满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和学部委员大会的集体合照,每一张照片中都很容易找到杨教授的位置,因为院士的队伍里女性实属凤毛麟角。
摄像准备完成,杨教授坐在了镜头的前面。背景是一幅苍劲有力的行书:青鸟展翅。她回忆着数力系的研究生岁月、两次赴苏的使命、回国奋斗那些第一次的艰辛,行云流水般地讲述,谦和淡定。我们一边听着那些属于上一代人的故事,一边不断反省如今自己身上缺失的东西,心中再次涌起深深的敬仰。
说到青鸟工程,杨教授像是谈起了自己最骄傲的孩子;说到在北大多年从教与亲手规划的软件学院,她颇有成就感;杨老师的学生,在学界和业界可是一个绝对具有含金量的品牌。“有这些人才,有好的技术环境和产业环境,中国的软件事业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杨教授信心十足。
采访结束,一位温和儒雅的先生走了进来,杨芙清教授笑着和我们说,这就是王老师!我们很惊喜,有幸见到一对幸福的院士夫妻。杨芙清的丈夫王阳元院士是北大微电子研究所所长,他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他与杨教授相识在燕园,并结为终身伴侣。几十年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志同道合,患难与共。
他们有着执着的追求,不凡的奋斗经历,都是对祖国有贡献的科学家。对于自己的爱人,王教授总是说:“人生难得一知己。”他们一家,包括一双儿女,再加上儿媳和女婿,一共6名博士。对孩子们来说,王阳元和杨芙清既是父母,又是导师,更是人生的榜样。
我们与杨教授拍照、合影,杨教授为我们题字。随后,杨教授穿起酒红色的大衣,夫妇俩一同离去,一双背影美丽而祥和。
 
(贾哲敏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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