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光: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教授

作者:陶丹梅、任晓萍等;摘自《中国研究生》2004年第5期

  马祖光, 1958年8月至1970年他创办了核物理专业,任主任、副教授。1970年,他创办了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原激光专业)。1994年,他创建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可调谐激光技术重点实验室),任主任。1987年,他担任国家“863”激光领域第一批领域专家、顾问。1986年至2000年担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1988年10月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光学工程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教委军工学科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委员。1990年,他担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光电子专业组副组长,同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评议组成员。1991年,他担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会委员。2001年,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优秀共产党员马祖光教授,一位75岁的老人,当他人生的蜡烛燃烧时,照亮了别人;当这支蜡烛燃尽时,就悄悄地离去。
先生厚德博学,一生坦坦荡荡,清清白白,生命不息,工作不止。2003年7月15日,他放下了正在做的光电子学科30年学科规划,放下了看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事,也撇下了瘫痪在床、相濡以沫50载的妻子,永远地走了……
 
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儿事
1928年春,马祖光生于北京,早年颠沛流离,饱经战乱艰辛。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的胜利给马祖光带来的兴奋是短暂的。10月,马祖光来到重庆,他看到的是国民党灯红酒绿的腐败生活和美国兵的吉普车横冲直撞的情景。这一年,马祖光开始了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求学历程。
马祖光的老师、现清华大学张礼教授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我当时负责山东大学理学院普通物理课的辅导工作,不久便发现了马祖光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这位聪明、勤奋、朴实、谦虚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未来的夫人也在班上名列前茅。”
1947年6月2日,马祖光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当天,游行队伍与国民党兵发生了冲突,他们被打得鼻青脸肿,并被抓走。这之后,马祖光思考了很多问题,他悟出了一个深刻道理:国家落后,人民就遭殃,科学技术可以使国家强大。这坚定了他走科技救国之路的决心。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在欢迎解放军进入青岛的大会上,一位军代表发言:“同志们,让我们亲切地称你们一声同志吧!你们辛苦了!”那一刻,马祖光热泪盈眶,解放军,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受列强的凌辱。此时,马祖光的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儿事!”
1950年5月,马祖光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多年的艰辛经历使他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坚信,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服从国家需要
1950年7月,马祖光大学毕业。毕业后本可以回到条件较好的家乡北京,但他却响应国家支援边远地区发展的号召,怀着一腔热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工大,当物理教师,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他是哈工大解放后党组织在研究生里发展的第一名党员。
他听从组织的安排,研究生班未毕业就被抽调出来,进入苏联人主管的物理教研室,边读研,边工作。次年,洪晶教授来校任教,马祖光协助教研室主任洪晶共同组建物理教研室,并担任副主任。作为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他当时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为人正派、业务精通、治学严谨、讲课效果突出”。有的学生本来是学工科的,但听了马祖光的物理课后,竟对理科产生了兴趣。
1958年,根据国家需要,李昌校长在学校建了6个新系,当时马祖光创办了核物理专业。在3年困难期间,马祖光患心脏病,腿和双脚时常浮肿,在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带领师生苦战,使这个专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规模。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试验成功,他们第一个测到了在哈尔滨地区大气沉降的辐射本底的变化,受到了国防科委的重视。
马祖光非常重视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对核物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巧这‘三基’一定要过关。”这使得核物理专业迅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1965年,核物理专业经过7年的艰苦创业,成为当时哈工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马祖光领导的核物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在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热情地接待了马祖光,并鼓励他办好专业,还为这个专业提出了科研课题,使马祖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一年,他带领师生们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快中子闪烁晶体”和一些核辐射测量仪器,并参加了全国首届科学仪器展览。核工业部对这些仪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还专门派人来哈工大学习。作为他的学生又是并肩创业的同事、原北京政协副主席朱育诚回忆他们那段创业史时说:“那个时期是哈工大的辉煌时期,也是马老师风华正茂、艰难创业的时期。马老师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为核物理专业打下了一个好传统。”
1970年,哈工大南迁,流失了许多骨干教师。1976年,根据国家需要,核物理专业并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所希望马祖光能去。但当时的校长找马祖光谈话,寄予厚望地说:“马老师,你是学科带头人,我不能放你走,工大需要你,留下吧!”马祖光的妻子说:“我跟他到哈尔滨4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老马是北京人,我很想去关内工作,换个好一点儿的环境。可他说,学校需要他留下,他是党员,要服从安排。”
 
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
1971年,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跟随马祖光学习、工作了45年的同事王骐回忆说:“马老师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敢于创办激光专业,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是我国的第一批激光专业。我们一分一分地攒,没向国家和学校伸手。”
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是马祖光创办激光专业的动力。刚从“牛棚”回来的马祖光,大干一场的愿望十分强烈。当时在国内专门介绍激光的书和资料非常少,激光专业怎么办谁都说不清楚。
“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马祖光搞激光研究心切。虽然他的核物理底子比较厚,但激光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领域。专业初创时,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马祖光天天坚持到省图书馆看外文书。当时,偌大一个外文资料室,只有他一个人如饥似渴地摘抄国外的激光文献资料,并用透明纸把图描下来,他甚至连吃午饭的时间都舍不得耽误,经常看到图书馆关门。图书馆的人跟他开玩笑:“这是哪个“牛棚”里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呀,是不是为下一次挨整准备材料呢?”后来,图书馆的人被这位大学教师感动了,马祖光忘了吃饭,他们就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和一个面包。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马祖光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并把这些资料和文献卡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
他常在晚上花大量的精力把英文资料详细地翻译过来,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解。他们每周开两三次调研报告会。谭铭文教授说:“我们讨论得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马老师在引导大家讨论时,始终瞄准前沿,总是不断地提出很前沿的问题,对激光的论证也是很深的。”有人惊奇:“马老师的脑子就像一个喷泉,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新东西。”
哈工大激光专业的创建有几大特点:起步晚,比国际上整整晚10年;起点低,教研室的人都是从物理、核物理等专业抽调来的;物质条件差,什么设备也没有。在建专业10多年后的一次回忆中,马祖光很激动地说:“当时办专业是一无所有,我和谭铭文、于俊华、王斌在一堆废旧的物资中拣回了我们的第一台没有示波管的示波器,第一台机械泵是花200元钱在哈尔滨灯泡厂买的退役泵。我们是在没资金、没设备、没资料,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连桌椅板凳也没有的条件下开始干起来的……”
当年和马祖光一起创业的王雨三教授说起那段人拉肩扛的艰难日子,感慨万分:“一个大雪天,我们几个人推着手推车到香坊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的蒸馏水玻璃瓶。回来的路上,一直是老马‘驾辕’。他的脸上淌着雪水和汗水,浑身冒着热气。马老师比我们大十几岁,我们争,他不肯,累活他一定要干在前头。当时我们还开玩笑地说‘老马识途’、‘老马驾辕’。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只是我们年轻,对病没有体验,现在想起来,真于心不忍啊!”
创业初,为了尽快把激光技术推广出去,为人们所认识,在搞理论研究的同时,他们很快开始了应用研究。马祖光带领大家完成了许多激光民用项目,并获得成功。
20世纪70年代初,哈尔滨第一个高层建筑“黑龙江省电视台”在施工时遇到了难题。当时在黑龙江首次采用快速浇注法,但在夹板中灌水泥是用吊锤找垂直线。当建到第四层时,由于刮风等原因,垂直度难以找准,这样就拖延了时间,又影响了水泥的连续浇铸和凝合。施工单位火速求援,马祖光领着几个人用3天时间研制了“激光铅直仪”,使这个工程顺利完成。此后他们还给牡丹江的一个水电站解决了地面水平度的难题,为煤矿、医院和手表厂研制了“激光防爆准直仪”、“激光眼科治疗仪”和“手表激光打孔机”等。
1976年,他们接受了第一个国防重大项目——“x号导弹加装激光半主动制导”。1981年,他们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国防科工委的好评并获了奖。
在此期间,他们还搞了CO2激光器、YAG激光器等。“八五”期间,014中心听说哈工大TEACO2激光器做得好,便找到了他们。马祖光参与指导的课题组不到一年就赶造出了第二代激光制导用的CO2激光器。演示试验成功后,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之后CO2激光器先后得了航天部的4个奖。激光教研室主任王骐说:“我们自己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应用,这对我们鼓舞很大。这两个军事课题为我们‘八五’和‘九五’期间研制军用激光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马祖光非常兴奋,他对课题组的同事说:“科学的春天来了!这对我们搞激光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他带领大家干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先后研制的多项产品,均在1978年获黑龙江省科学大会奖。
 
这是中国人的发明,荣誉应属于中国
1979年,学校派了一个由1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邓小平访美后全国高校第一批访美代表团。和马祖光一起出访美国的李家宝教授对当时的事记忆犹新:“马祖光与美国高校建立关系后,他派了第一批学生去美国留学,当时对哈工大的影响是很大的。从美国回来后,马祖光了解了国际激光研究的动态,他决心要把中国的激光研究搞上去。”
1980年,马祖光到德国汉诺威大学作访问学者。他选定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这个被预言为近红外激光发展中的一个难题。这项研究是当时国际激光研究的一大热点。当德国的科学家听说马祖光要搞这项研究时,摇头怀疑地说:“美国、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科学家对这个难题已探讨多年,都没有成功,你就不要做了吧。”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使马祖光暗下决心:“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一定要争!”他平静地对德国人说:“请允许我试一试。”
马祖光在实验室里受到了苛刻的工作条件限制。别人白天用实验设备,他的工作时间只能在人们休息的时间:早9点上班以前,晚6点下班以后。52岁的他,用超出别人几倍的工作量拼命地干着。为了延长实验时间,他把早晨的工作时间一再提前,把晚上下班的时间一再向后延,半夜,他常常赶不上12点的末班车,只能步行数里回到住处。还没睡几个小时,又起来赶在他人上班前去做实验,干完后还要把实验设备归回原位,以不影响别人做实验。
3个月过去了,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实验室的负责人认为他做这个课题已没有希望,要求他改另外的课题,马祖光坚定而礼貌地说:“希望再有10天时间。”德方同意了。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一天只吃两顿饭。苦战了7个晚上的马祖光,终于发现了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Na2的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通过寻找新激励途径,在国际上首次观察到了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
夜色茫茫,整个汉诺威城在沉睡。极度兴奋的马祖光看了看手表,午夜12点,这恰巧是北京时间早7点,也正是祖国的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赶紧打开带在身边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7月13日……”马祖光激动、兴奋得流下热泪……
德方认为马祖光的成果用的是德国的实验设备,所以在马祖光写出的发现新光谱的第一篇论文中,把马祖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三位。在国内马祖光是从不争名争利的人,可这一次,他却争得很厉害:“这个发现,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最后,汉诺威大学研究所所长写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这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人独立做出来的。”
马祖光的论文发表后,很快就被他人引用了27次。
有人问马祖光:“你在国内从来都把名看得那么轻,怎么在国外就把名看得那么重?”马祖光说:“这很简单,在国外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中国人的尊严,而在国内我让的是个人的名位。在国内我可以不要名,但在国外,国家的声誉、民族的利益是一定要争的。我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做的。”
有同志从德国回国,问马祖光往家捎点什么,他托人带回一盘有自己录音的磁带。爱人和孩子听到了亲人的声音:“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我们现在是困难的时候,可我们越是困难越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要把孩子教育好,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块。”这是马祖光对家人说的知心话。
在德国工作两年,马祖光没去观光过一次,没留下一个纪念照。1981年11月30日,他回到祖国。马祖光的学生、激光教研室的刘国立去北京机场接马祖光。他说:“马老师带回的东西除了书就是图纸。因为托运超重要花很多钱,马老师就自己提着为实验室买回来的小型仪器和设备。”
在德国,他为节省时间,也为节省外汇,两年竟吃了150斤挂面,而节约的外汇1万多马克,归国后他全部上交给国家了。有人替他惋惜:“唉,老马呵,你在国外呆一回,干熬身体,什么西洋景没看着,什么洋货也没给家带回来,是不是太亏了!”他认真地说:“出国的机会是国家给我的,出国的钱也是国家给的,国家也有困难,我不能用它买自己家的东西,能节省的就要节省啊!”
 
教师不能辜负学生  千万不能误人子弟
马祖光在给博士生上第一堂课时,就让学生知道刘连满的故事。刘连满是我国登山队员,在攀珠峰时,他自告奋勇地在前面刨台阶,用双肩搭人梯,把队友一个一个托上去。他体力耗尽了,在离顶峰只有100米的时候,他自愿留了下来,在缺氧的情况下,他毅然关掉氧气筒,把生的希望让给了队友,把登上珠峰的荣誉让给了别人。
马祖光常跟学生说:“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顾大局,让荣誉,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
马祖光坚持“博士生要德才兼备和创新并重”的培养方法。他说:“‘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863’精神,这精神也同样适合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创新’要紧紧跟在‘献身’之后。”
2002年,马老师已74岁,有个博士生要做“毛细管放电”课题试验。马老师觉得他的论文有个数据还拿不准,就和学生一起研究,一起做试验。这个试验一做就是6个小时。那位学生被导师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所感动:“马老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验室,眼睛时刻盯着测试仪器,数据出来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多了。天下着雨,我搀着马老师,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到他家门口时,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
“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能经得起别人的考问,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电子工业部委托马祖光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他多次召开编者会,要求取材一定是当今最新成果,每个定义、概念要准确恰当。他再三嘱咐:“千万不能误人子弟。”25万字的书,几易其稿,他对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甚至包括标点符号,都仔细推敲。当大家认为可以印刷的时候,他还建议再改几遍。他说:“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
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学校是出了名的。“马老师培养学生一丝不苟,责任心极强”。每位博士生开题,马老师必须参与,帮助学生选题、分析、查资料。研究生们每次答辩,马老师总要亲自参加。马祖光的同事说起这些事很感动:“博士生答辩的时间长,年迈的马老师从不迟到,不早退,常常一整天认真听,不断询问。有一段时间他的脚浮肿得很严重,正巧这时有个博士生答辩,马老师一定要坚持参加完答辩后再去住院。就在马老师去世前1周,他已感到很不舒服了,但还是连续参加了几个学生的论文答辩。”
马祖光倡导博导、教授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就在他去世前1个月,还应邀到二校区为学生作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老伴劝他:“你身体不好,二校区还挺远,就别去了。”可马老师说:“二区的学生都在等着我,我哪能辜负他们的热情呵。”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着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问这问那,回家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
一位青年教师,也是马祖光的学生回忆说:“有一年,我得了比较重的病,当时心情不好,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马老师。他接到我的电话很着急,并建议我去北京找他在卫生部工作的一位好友。我很感动,马老师自己有病,爱人有病,都不麻烦人家,为了我,他却要向人开这个口……”
凡是和马祖光接触过的人都说:马老师是个真正的好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他一生都在办专业,一生都在培养人。
 
做一辈子学生 有一辈子危机感
跟马老师接触过的人,都被他极强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所感染。他无时无刻不在学新东西,这也是马祖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文革时,一些教师没事干在家打家具,可马老师还一直坚持学习。他的邻居说:“马老师抬完沙子,挨完批斗,还不忘学习。他要能活下来,一定能为哈工大做出贡献。”
在学习上,马祖光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实验室里,在家里,在出差的车上或船上,在住院的时候,他都可以学习、钻研。谭铭文回忆说:“我们经常一起出差,可是每到一个新地方,有空闲时别人都想出去走走看看,马老师却一个人在房间看书,他说激光是一个新专业,稍一停就落后,必须抢时间。不知道人家在搞什么,我们怎么做自己的研究呢。”
“孜孜不倦、潜心治学、学识渊博、学术造诣精深”,这是很多人对马老师的评价。
老师对新生事物很敏感,他总是说:“我们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善于接受新事物。”从用上电脑,他就经常用Email与国外学者交流。近几年多媒体教学进入课堂,马老师觉得自己落伍了,就请秘书教他怎么做PowerPoint,马老师在家里一遍一遍地演练。谁曾想下一次开研讨会的时候,马老师竟带来了自己做的PowerPoint,很“现代”地演示起来。
 
我这个蜡头不高了 要尽量燃烧
在逝世前的几个月里,他的工作记录如下:
3月28日,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学科发展规划。
4月15日至17日,带领大家两次讨论了本学科进入大学科学园的二期规划。
4月18日,汇报“2003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论坛”情况。
5月7日,组织本学科进行“高等学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讨论。
5月22日,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计划。
5月23日,主持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博士生、硕士生招生简章。
5月25日,参加学校“凝练重大科研方向”会议。
5月27日,组织学科讨论“凝练重大科研方向”问题。
5月30日,组织学科进行关于“激光推进技术”课题协调会。
6月10日,组织讨论“激光推进技术”研究进展。
6月11日,参加本单位学科岗位聘任讨论。
6月13日,主持学科论证“激光推进技术”。
6月16日,参加了学院召开的关于物理电子学学科建设座谈会。
6月24日,参加博士生的开题报告会。
7月1日,主持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会。
7月3日和4日,参加了两天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7月7日,参加2001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7月11日,也就是他逝世的前3天,他给一起创业的老教师王雨三打电话。一提起这件事王雨三就泣不成声:“马老师对我说,希望我参加这次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在教学上辅佐一下年轻教师,把他们带上来。他还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准备下周一起讨论。他对专业在21世纪前30年内如何发展,均有设想。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马老师交谈……”
在此期间,他还建议党支部书记周耕夫:“党支部要关心学科规划,应参与学科建设。”周耕夫说:“马老师的党性很强,教研室和学科方面的一些大事、大的投资、学科规划、人事问题等他都跟支部商量和汇报。”
有人劝马老师别这样拼命了,身体要紧。马老师回答说:“这把年纪,就像蜡烛要燃尽一样。我这个蜡头不高了,今后能做点儿事的年头不多了……”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马祖光一生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作者:陶丹梅、任晓萍、黄 峰、郭 波,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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