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崇德:30年亲身经历 30年切身体会

作者:林崇德

  我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者;我是我国学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也是学位制度改革的实践者。我是我国新学位制度确立后的第一个教育学博士,也是指导教育学门类博士研究生比较多的一个导师。怀着对改革开放的深情,怀着对学位制度的热爱,针对上述的情况,我想谈四点感受。

  一.从第一个教育学博士到桃李芬芳的导师

  1978年,我从一个中学教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心理学泰斗朱智贤教授(以下简称朱老),这缘起不仅仅是我对新的学位制度的认识,而且也是我对心理学的热爱。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首届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从1960-1965年我学了5年心理学,可是1964年,四人帮干将姚文元把我国的心理学说成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致使我们首届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成了处理品,在文革中心理学也被打成伪科学。而我对心理学的热爱的“贼心不死”,却在文革期的“斗、批、改”期间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基础教育工作,一直在研究心理学的问题,1978年我怀着对心理学事业的热爱,37岁的我又当上了老学生,当我研究生报到的那一天,我交给朱老5篇论文,4篇是认知发展的研究,1篇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10年追踪的心理学研究。1979年11月,朱老把我的这些论文推荐到文革后的第一次心理学学术年会上,大会组委会让我围绕着认知发展的研究做了大会报告;1980年1月,大会秘书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徐联仓教授把我对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学研究一文交给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又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同志带着教育部、北京市委、团中央等单位的一些领导来听取我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机制研究的汇报。所有这一切使我体会到心理学的春天来到了。在邓小平同志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指示关怀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下,1980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批准我提前进行研究生论文的答辩,就在这年的5月,教育部为我签发了留校工作的通知,我从此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了发展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条例和第一批博士点招生计划颁布。此年11月,学校动员我以新提讲师的身份报考发展心理学的在职博士研究生。考上后,我一边认真教学,一边刻苦地攻读博士学位,并积极撰写博士论文。在198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博士论文经40多位心理学同行的审议,允许答辩,并于1984年3月3日通过了答辩,因为心理学属于教育门类,所以我成为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个教育学博士。由于我的导师朱老年事已高,从1982年开始我就协助他带硕士研究生,1985年我又以副导师的身份,协助朱老招了一位博士研究生董奇。1986年,我破格晋升教授,1990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我是从1987年开始独立地招收硕士研究生的,1990年又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我是从做朱老的助手——当副导师开始的,这个经历大有裨益,我从朱老身上学会了如何指导研究生。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朱老怎么指导我,我就怎么指导你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开始独立招研究生,并在当研究生的导师的过程中去琢磨如何当一个好导师,如何培养高素质创造性的人才。1991年3月5日,恩师朱老不幸逝世,当时我写了一副挽联表达我的哀思:“师如父胜于父传道终生精心栽培沐春雨,恩似山高于山流芳千古遗志继承慰英灵”。这幅挽联表达我要完成朱老未尽事业的心愿,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在学位教育的过程中尽心、尽职、尽力。于是,我一批又一批地招收研究生,截止到2008年暑假,我已经培养了68名博士和近百名硕士研究生(这里面半数以上是重叠的),带出了9名博士后,从中我体会到了桃李芬芳的幸福。我的弟子们取得学位后奔赴全国各地的高校,尤其是省级以上的重点师范大学,因为心理学学科的人才主要是分布在师范院校。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中间多数已经成长为心理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据《人民教育》杂志报道,我的弟子们已经撑起了我国心理学领域的“半壁江山”。

  二.导师当立德为先

  1988年4月,朱老和我的博士研究生董奇和他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妻子庞丽娟按时回国。董奇是作为联合培养生出国的,朱老和我是他中方的导师,我们又给他在美国选了一位导师。联合培养的目的主要是跟国际接轨、学贯中西。董奇回国后不仅很快地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而且还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从中我体会到,联合培养是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我先后又派出了14位博士研究生到美国接受联合培养。上世纪90年代初,我所派出的学生,又有13位按时回国。当时,公派的出国人员几乎三分之二以上滞留在美国,可是我派出了董奇等15位博士研究生去美国深造,竟然有14位能按时回国。这件事情引起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们派人来调查“林崇德的回收率为什么这么高?”我的学生在座谈会上回答说,他们是冲我而回国的;当调查者问我理由的时候,我回答:“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我仅仅做了一点感情投资。”所谓的感情投资,就是指“师爱”,它是师德的核心,我又把它看作是师德的灵魂,称作是“师魂”。近30年来,在研究生的培养中,我的最大的体会是导师当立德为先,也就是把师德放在首位。我一直实践着“崇尚学术、谨防玷污”和“廉洁从教、为人师表”的师德观念。作为研究生导师,我从不接受在读研究生的任何礼品;作为大学教授,被邀请讲学和评审的机会不少,但我从不多收讲课费和评审费,不知多少次退还或寄回超标准的酬金,并从1995年起我主动上交讲课费和评审费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我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多次谢绝与申报博士点、硕士点的有关来访要求,更不收取他们包括现金在内的任何谢礼。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一所学校的领导和同行带着礼物来看我。我说:“你们要给我送礼,就连门也不要进了。”我们在楼下的自行车车棚里谈了半个多小时的学科建设。临别前,我嘱咐他们把带来的东西拿走。这样做似乎不通情理,但我认为,作为教师必须如此,对于学生来说只有上梁正下梁才能不歪。所有这一切,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他们成长是有帮助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当我们打开美国心理学论著时,除了引用国际公认的瑞士皮亚杰的资料外,都是他们自己的成果;当我们翻开前苏联心理学书籍时,给人一种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但如果再来看看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从设计到结果,几乎都是别国的东西,这样下去,何时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中国人口众多,心理科学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你们要为心理学的中国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把培养研究生和学术梯队建设视为我学术生命的延续。因此,自1988年起,先后推荐两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担任自己的助手——副所长。1999年,我58岁时,坚持辞去首批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主任职务,力荐优秀青年学者担任。1994年,佐治亚大学一位教授邀请我偕夫人去美国讲学。虽然讲学的机会很多,但是佐治亚大学的教授却提供优厚的条件,不仅仅是往返的机票,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我当时表示感谢,但同时希望把这一笔经费用来资助我的博士生俞国良出国深造。那位教授临行之前说了几句肺腑之言:“有孔夫子思想的中国老师这样对待学生我深为感动,我回国以后必须把此事办成,若办不成也对不起这样的中国老师。”我的一位学生回国以后,曾经深情地对我说:“林老师,您不是我父亲,但胜似父亲。”有一位在日本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对我说:“我每年要回国七八次,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母校和恩师是哺育这种根的土壤。”

  三.一切为了研究生的质量

  从1988年到1998年,我几乎一年都能招上2-3名硕士研究生,1-3名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中,不仅仅有汉族的弟子,而且有少数民族的弟子;不仅仅有国内和境内的弟子,而且有国外和境外的弟子;不仅仅是来自心理学专业的人员,而且也招了一些非心理学专业的考生。我校研究生院前院长顾明远教授十分关怀师范院校的学科教育专业,于是他从比较教育的角度来招收学科教育的年轻教师为博士研究生,而我则从心理学学科能力发展的角度来招收学科教育的优秀的年轻教师为博士研究生。研究生多了,就给我提出一个问题,如何重视研究生的质量?因为研究生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是发展和完善我国研究生制度的根本保障,是知识创新、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必然的要求,也是国际人才竞争的基础。我经常想,我们高校的规模已经不小了,我们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不小了,但是,如何从一个研究生教育的大国发展成研究生教育的强国则需要我们高校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做努力。于是,我对培养博士研究生、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质量采取了“一二三四”的措施。

  第一是“一个定位”,这就是培养高素质创造性的人才。我有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博士研究生李庆安,入学第一天,他给我送来一件哈尼族特产的礼物,我拒绝了,并对他说“记住,只要做我的学生,就别给我送任何礼物,如果你非要送礼的话,就送我一个礼物吧——三年后,拿出一篇漂亮的博士论文来”。在培养的过程中,我反复对他强调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高层次的学术单位授学位、评职称以及各种考核都没有对少数民族学者的任何倾斜与优惠政策,但北京师范大学可以为他创造许多条件,而不是降低学术标准。李庆安加倍努力,1999年以较为出色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2008年晋升为教授,且成为哈尼族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导师。第二是“引导研究生闯过两个关口”,一是招生关,我从逆向思维的角度提出了“五不招原则”:考前没有任何研究成果的暂不招;面试时,没有发现创造力的不招;没有拼搏精神的不招;没有成就动机的不招;德才中一方面有缺陷的不招。二是实践关,我认为社会经历和社会实践非常重要,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灵活地运用理论,这也是学生成长的一个重要基础。任何行业都有一个实践的问题,而搞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都要到学校实践中增长才干。第三是“三个环节”,一是知识环节,我强调,在他们进行开题报告的时候,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最新五年的参考文献,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不仅仅要有学识,而且要有胆识和远见卓识;二是科研环节,研究生一入学必须成为导师课题组的一员,参加课题研究的全过程,提高科研能力;三是学位论文,论文是质量的象征,师生声誉的所在,所以,必须要从实验到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严格要求研究生,导师对学生论文必须要严肃认真,论文优秀者可以提前半年进行答辩,论文不合格者就得推迟一到两年再进行答辩。我有一个博士研究生,论文改了21遍,他对我说“老师,我是您最笨的学生”,我却说“你是我最刻苦的学生”,因为,这样做能够让学生懂得什么叫严谨,什么叫规范。所以,那位论文改了21遍的学生能够把他的论文在核心杂志上发表多篇的研究报告,并出了专著。第四是“抓好学生的德育”,因为一流人才必须砥砺一流品行为基础。我把学生的做人问题看得很重,我关心他们的理想、价值观和道德品质,曾亲自介绍11位研究生入党。当然德育不是空发议论,教育过程要有人性化。衣新发是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家在外地。2004年暑假结婚,结婚不到一个星期就回北京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说:“要参加中国心理学会举办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其实当时离心理学大会召开还有一个多星期,对此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作为一个新婚的丈夫,结婚才7天,不该把妻子丢在老家,自己早早的回来。”事后他对别人说:“我原来认为自己结婚才7天就马上回北京为会议做准备能受到林老师的表扬,没有想到林老师却劈头盖脸地批评我”。后来他妻子在电话里对我表示感谢,说老师这样教育他丈夫,相信他两个一定能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四.培养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2008年暑假,我以培养出68位博士向我国学位制度的改革交出了答卷。在这68位博士之中,已有42位晋升为教授,32 位和我一样地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们有三个特点:一是业务上较为过硬,有的成为特聘教授,有的成为教育部的长江学者,或者地方的长江学者,大多都成为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国内外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2004年以后,我的学生几乎每年都有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的专家,他们中的好多人都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董奇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心理学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拿到了科技部一个1300多万的大课题,并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的副理事长。又如西南大学的心理学院院长李红教授,他曾经是那个学校唯一从其他学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心理学教师,因为其他教师都是自己学校留校的。近几年,他已经有29篇文章在国外SCI或S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有的影响指数还很高,最后以他的成绩为基础申报了“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二是具有综合素质,大多数学生既能做学者专家,又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五分之一的学生已经走上了校(司局)级领导岗位,在全国师范院校中,有一半以上的心理学学术带头人是我的弟子。三是做出了突出业绩,他们不仅具有优秀的学术才能,有的还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成为了较知名的企业家。我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2008年第9期《人民教育》杂志把我的这种理念称为“林崇德的职业幸福感”。我确实在学生的成长中体会到了幸福。1996年,我的日本博士研究生山本登志哉面临着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我提出,让他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去邀请大使馆派官员来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日本大使馆派出日本驻北京的总领事松本先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山本登志哉的博士论文答辩,整个答辩过程非常顺利,答辩委员会建议授予山本登志哉博士学位。松本先生非常感动地用中文致词,向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和我表示感谢。我对松本先生说:“不要让别人觉得是日本培养中国的高素质人才,中国的博士生导师一样的在培养日本的高素质创造性的人才。”山本登志哉原是奈良女子大学的一位讲师,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回到日本,到一个比奈良女子大学稍微小一点的大学当了副教授,后来晋升为教授。2007年,他在有27位竞争者中间,击败了26位的竞争者,顺利成为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并成为心理学学术带头人。当调到早稻田大学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里写到:“没有您的栽培,没有北京师范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就没有我山本登志哉的今天。”看过信后,我不仅仅感动,而且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学生成才,学生超越老师,学生成为老师崇拜的对象,那是最大的幸福。最近我听到了一个顺口溜,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确实让有一些研究生导师遗憾。但是,我们不应该去伤感,关键的问题是你以什么心态对待超越你的学生。我把学生超越我自己、学生取得的成就都看作值得自己崇拜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中国的学位制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步入正轨,如果每位老师,每位导师都培养一大批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那么,我想前浪绝对不会死在沙滩上,后浪绝对能够推崇这种教师的精神,从而把我国人才培养,尤其是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作者简介:

  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5年月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大学教育系心理学专业,1984年3月获博士学位,1986年6月晋升为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心理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院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以及心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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