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武:我与研究生院一起成长

廖文武

    廖文武,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主任,教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就开始重视研究生教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数量发展比较缓慢,直到我国创建研究生院这一制度,研究生教育才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如今,人们在谈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里程碑式的标志时,无不提及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1981年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1984年研究生院的创立。那么,何谓研究生院?我与她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试结合自身感受作以下述说。
正因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恢复、积极发展和迅速崛起,以及1984年我国要试办研究生院,我于1983年开始,从原来从事生物科学教学与科研调到学校当时筹建研究生院的部门工作,从此以后,我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院就结下了缘,同样也使我喜爱上了这既崭新又具有挑战性的研究生教育事业,并为之执着探索了大半个辈子,亲临和见证了研究生院试办、研究生院制度建设与成长,以及研究生教育改革和蓬勃发展的历程。其间虽然曾遇到过酸甜苦辣,但这一事业同样能磨练人的意识和拓展自己处事协调能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管理和政策水平,不断地增长才干和扩大知识面。因此,为之追求和哪怕付出一生,我深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
1983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重点高校知道我们国家要试办研究生院了,纷纷招聘和充实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队伍,做好一切准备,力争进入首批研究生院试办院校。由于当时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已经5年、《学位条例》实施也有两年多,加上同年5月27日全国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批18名博士学位(其中有复旦大学基础数学专业的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童裕孙等4名)授予仪式这一举措的影响与推动,国内创建研究生院已有了基础和条件。
1984年上半年,那是我到校研究生(部)处工作的第二年,当时,处里人员总共7个人,但工作头绪很多,职责虽有分工而不分家。我侧重负责的是招生工作,不过,接待新生报到,按住宿房间和分组给新生分发小型山羊牌录音机学习外语,许多工作大家一起做。由于生源的关系,1983年全校只招了3名博士生,为在1984年多招些研究生,尤其是优秀博士生,我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要求,积极开展宣传,做好命题布置和考试准备工作。当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硕士生除外国语和政治理论课要全国统考之外,另外三门业务课由各高校自行组织考试,而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所有科目均由各高校自定和组织命题及考试。
有趣的是,当时没有电脑,命题和制作考试试卷大都用手工操作或刻蜡纸或用中文打字机打印后,再去胶印完成。但是有些命题老教师手抄的字实在不敢恭维,要么潦草,要么笔划轻重不一,有的字认不出来。为保证字迹和卷面清洁,有部分试卷要重新整理和抄写。因涉及几百门考试科目的试卷要核准,符合基本格式后才能印制,时间紧,工作量又大,但必须要按规定的时间节点和制作流程做,邮寄试题到全国各地考点时都是用麻袋装载的。记得当年的某一个周日,我实在来不及誊写不够格(清楚)的这些试题,就请示了当时处里分管领导杨波洲先生,说“我来不及誊抄的试题,能否把她带回家星期天抄完”,他当时非常严肃而果断地回答我的请求,“不行,这是国家密件,不允许任何人带出办公室,只能在指定的办公地点完成,更不能把试题带回家”。那时我还不那么理会他的话,自愿周日加码誊写试题,你还如此严厉。后来自己负责和实践一段时间后,就完全理解了他谆谆教诲,一可防泄题,二可防弄丢试题,这件事虽小,但对我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
1984年那年,全校最终共招收了497名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53名,硕士研究生339名,研究生班研究生105名。在读研究生达1042名,其中博士研究生88名,硕士研究生849名,研究生班研究生105名。
除完成具体工作职责外,我也参与讨论申报试办研究生院的报告,整理学校历年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数据资料。我校申报试办研究生院报告的主要执笔人是上面提到的杨波洲先生,因为他早在文革前就参加学校的研究生工作,刚一恢复研究生教育,他就作为负责人之一,建立校研究生部。他是我校原研究生部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由校长苏步青教授担任,是元老级人物。他很熟悉研究生教育和国家有关政策,1983年起就开始组织校内各学科专业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初步建立起学校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基本规章。
记得那时全国有一个民间的社团组织—“国家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会”,它活动和成立于1981年7月,举行过14届学术研讨年会,因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成立,它被归并于1994年,成为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文理科工作委员会的第一研究会,实际上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文理科工作委员会的前身。这个管理研究会曾选我校杨先生为主席并被誉为“终身主席”,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很认真地收集相关材料,向教育部撰写并上交试办研究生院的报告。
1984年8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正式下发了《关于在北京大学等22所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通知》,它的附件一是1984年5月16日教育部给国务院的“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请示报告”;附件二为“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几点意见”。文件对试办研究生院的条件和分期分批建立的原则作出了规定,并考虑到院校类别的覆盖面。先批准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2所全国重点高校试办研究生院。后于1986年、2000年第二、第三批又分别批准10所和24所高校试办,至此,包括先前已经批准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后来调整并校数,目前,全国已共有56所大学成立了研究生院。
复旦大学作为全国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高等院校之一,于1984年11月6日成立研究生院,1994年试办10年后被批准转正,正式建立研究生院。记得11月6日成立研究生院那天,从校门到大礼堂的道路两旁都插上彩旗,礼堂内的红幅大标语和明亮灯光布置得非常耀眼,有上海市、市内兄弟院校与科研机构、学校与校内各院系领导和研究生导师及研究生代表参加的成立大会,大会举行得很是热烈和十分的圆满。大会宣布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首任院长由副校长谷超豪院士担任。这儿再说两个小插曲(故事),也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一是在当时,各个高校都在等待和盼望早点成立研究生院,当我校确定于当年11月6日举行成立大会的消息被传开后,在上海的交通大学立即把该校研究生院成立的日期定在11月5日举行,先于复旦一天成立。二是学校宣布我校首届研究生院领导班子时,上面提到的我校杨先生没在其中,没有入选副院长而使大家都为他感到有些遗憾,主要原因是当时在机关工作不评定高级职称,而没有高级职称就不宜当副院长。这一土政策和规定,没有考虑到一个人的实际能力与水平、才干、经验与政绩,只顾一刀切造成的。不过在其他不同的高校中,类似于没有高级职称的,也有不少进了院领导班子。之后不久学校机关才开始评聘高级职称,杨先生也被评上副高级职称,并在研究生教育这个领域里继续不断地努力和奋斗着,直到他退休之后的20多年里,还在为《上海研究生教育》杂志组稿、撰稿、编稿,承担着杂志统稿和高级编审的工作任务,一直干到80多岁,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的执着和敬业精神给后来工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研究生院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院设置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创设的。从国家试办研究生院的初衷和文件精神看,“研究生院是在校(院)长领导下,统一领导研究生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机构”、“且具有相对独立职能的研究生教学和行政管理机构,应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强调研究生院组织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对校内与研究生工作有关部门具有综合性的教学与行政管理机构。这两个特点至今仍在实践中得到显现。但对于研究生院的“具有相对独立职能……应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和经费”这一点,从开始到现在,在学界始终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国内各个培养单位对研究生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职能要求及人员配备都略有差异。有的设有1到2个处,有的则设有4到5个处,也有的少数单位不设处级,只有半处或科级或办公室建制。
随着首批经过十年试办研究生院的建设与实践,试办研究生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她在新中国高等教育教育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诚如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经评估和检验后所总结的:“试办研究生院---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发挥了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过程中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对研究生教育的有序管理,带动了整个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对学校本身以及全校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那样。根据评估结果国家教委表彰和奖励成绩名列前茅的10所研究生院,记得我所在的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评估排在全国第四,获得了教育部十万元的奖励金,但这十万元使用与现时代做法不一样, 不是给每位研究生院工作人员发奖金,而是为研究生教育事业和研究生院建设添置小设备,如电脑之类的东西。国家教委同时还分批下发办理正式建立研究生院手续的指令。就在此后不久,国家教委于1995年10月15日又颁布了《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更加强化和规范了这一研究生院制度的建设。
正式建立研究生院是我国研究生院建设上水平、上台阶的又一个良好开端。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的变革,标志着设立研究生院和建立研究生院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也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措施。
为迎接新世纪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以及世界范围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激烈竞争的挑战,各个研究生院在总结试办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纷纷以正式建院为契机,从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思考研究生院未来发展与改革的方向,对建设过程中诸如基本目标(创新和质量)、人才培养的管理规则、培养方式和结构优化、国家基地和运行机制、发展战略等规划与设计,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等多方位开展研究,以切实改进和加强研究生院的建设问题。
20多年来,研究生院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办学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得到扩大和发展,截至200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30周年时,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国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数达120万人,成为了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并开始步入内涵发展、更注重创新和质量、更注重提高办学效率的稳步发展阶段(态势)。这些已经建立研究生院的56所大学大都具备了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已形成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批重要培养基地,确保了研究生教育规模和质量的发展,并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合格高层次创新人才;已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和乐于奉献、敬业爱岗的管理人员队伍;已形成了一批学科门类较齐全的具有发展优势的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单位,以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监控机制,以及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据统计,我国建有研究生院的大学集中了国内较优质的学术资源和优秀的生源,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分别约占全国的70%和55%,具有的全国重点学科点达75%,每年获得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占近70%。在知识创新中,在校研究生已经成为科研工作的生力军,为高校科研成果产出的贡献率达60%强。试办研究生院和正式建立以来的实践表明,这一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实施是非常成功的。它真正起到了推动我国大学教学和科研以及促进提高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我也深深地感受和亲历了这一切。
而随着研究生院的建设与发展,我作为一名研究生教育工作者,从中同样得到锻炼和成长,使我从一个大学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成长为教授。现担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同时也亲自带教指导研究生(高等教育学专业)。兼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副秘书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兼职编辑、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学会理事和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上海研究生教育》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秘书长等职。近30年来,结合本职工作,坚持开展调查研究和教育理论研究,在研究生教育领域里摸爬滚打,不断思索和探究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实践及面临的热点、难点和实际问题。主持或参与完成《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研究》、《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评估及其选优方案》、《面向新世纪的上海理科研究生教育》、《中国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等十多项国家、上海市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重大或重点课题研究;著有《鉴往思来---研究生教育创新的探索与实践》、《高等教育学》(合著)、《探寻研究生教育的岁月---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等书、参与《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院》、《上海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20年—展望篇》(副主编)、《中国研究生院设置与建设的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研究》、《上海研究生教育新进展:纪念恢复研究生教育30周年》等书的编写;在十多家高教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且有多篇优秀论文和数项课题研究及优秀教学成果获奖,包括2009年刚获得的上海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当然,我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雨露阳光的照耀,离不开各级组织和同行学者们的关怀与指导。同时我感受较深的,还有得益于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政策,得益于我国试办研究生院和创建研究生院制度的英明决策。如果没有了这两点,也许不会有我今天的进步。
为此,在未来的事业发展中,我将进一步努力学习和工作,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不断地总结我国研究生院建院的有益经验,继续不断地探寻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律,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特色的研究生院和研究生院制度建设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国家造就和培养更多更好的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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